二、鲁迅之金石收藏及研究
鲁迅在青少年时期就对金石学产生了兴趣，《金石录》、《金石存》这类著作早已陪伴鲁迅左右，周启明《鲁迅的青年时代》曾载“新年出城拜岁，来回总要一整天。船中枯坐无聊，只好看书消遣，那时放在‘帽盒’中带了去的大抵是《游记》或《金石存》，后者原刻石印本，很是精致。”吴玉搢编纂的《金石存》(十五卷)著录金石文字一百四十八种，考证精当。鲁迅藏书中即存有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山阳李氏闻妙香室刻本(四册)，他在1923年2月12日将此书重新装订，并做书帙两个。
鲁迅开始大量购藏墓志、碑铭、造像始于1915年，直至鲁迅暮年仍持续不辍，他在给台静农的信中曾提及有编选出版的意愿，“南阳杨君(杨廷宾)，已寄拓本六十五幅来，纸墨俱佳，大约此后尚有续寄。将来如有暇豫，当并旧藏选印也。”1912年鲁迅在家乡绍兴开始了漫长的抄古碑活动，1917年1月22日的《日记》写道：“旧历除夕也，夜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鲁迅任职北京教育部期间(1912-1926)还曾写下《古物调查表钞》，对河北、山东、河南的造像及碑铭进行了调查。
《鲁迅日记》中随处可见其对金石拓本的搜求，如1915年3月6日，往琉璃厂买《金石契》附《石鼓文释存》一部五本。4月19日，以银一元买残本《一切经音义》及《金石萃编》一束。7月27日，上午得二弟寄来书籍一包，计《再续寰宇访碑录》二册、《读碑小笺》一册、《眼学偶得》一册，《唐风楼金石文字跋尾》一册，《风雨楼藏石》拓本六枚。除了日记中的记载外，鲁迅在给友人的书信中也多次提及收藏购求金石拓本之事。
(一)鲁迅的汉画像研究
在鲁迅收藏的文物中，700余幅汉画像石拓片是颇有特色的，而《鲁迅辑校石刻手稿》仅录其中一部分。鲁迅早年是有汉画像研究计划，在1934年写给姚克及台静农的信中屡次提及他的计划：“对于印图，尚有二小野心，一是拟印德国版画集，此事不难，只要有印费即可。二，即印汉至唐画像，但唯取其可见当时风俗者，如游猎、卤簿、宴饮之类，而著手则大不易。五六年前，所收不可谓少，而颇有拓工不佳者，如《武梁祠画像》、《孝堂山画像》、《朱鲔石室画像》等，虽具有，而不中用;后来出土之拓片，则皆无之，上海又是商场，不可得。兄不知能代我补收否?”(1934年6月9日)鲁迅编选汉唐画像的目的，一是搜集有关民俗的资料，二是为青年编选历代普及性画像。
第一方面，鲁迅在致函姚克的信中说的很清楚。1934年2月11日《致姚克》“生活状态，则我以为不如看汉代石刻中之《武梁祠画像》，此像《金石萃编》及《金石索》中皆有复刻，较看拓本为便，汉时习俗，实与秦无异，循览之后，颇能得其仿佛也。”通过汉画像石来研究古代民俗在二十世纪初期还是比较前沿的课题，这在鲁迅之前恐怕是较少有人关注的。如1934年3月24日《致姚克》“汉唐画像石刻，我历来收得不少，惜是模糊者多，颇欲择其有关风俗者，印成一本，但尚无暇，无力为此。先生见过玻璃板印之李毅士教授《长恨歌画意》没有?今似已三版，然其中之人物屋宇器物，实乃广东饭馆为‘梅郎’之流耳。何怪西洋人画数千年前之中国人，就已有了辫子，而且身穿马蹄袖袍子乎。绍介古代人物画之事，可见也不可缓。”鲁迅欲择选与民俗有关的汉唐画像汇为一编，惜未成书。但鲁迅有令一手稿传世，即《汉画象考》。
《汉画象考》稿本一册，将汉画像按不同种类分为七篇共十五卷，第一篇阙，二卷;第二篇门，一卷;第三篇石室，三卷;第四篇食堂，一卷;第五篇阙室画象残石，四卷;第六篇缺;第七篇摩崖，一卷;第八篇瓦甓，三卷，共十五卷，同时还有50多页写有汉画像内容的手稿。鲁迅在手稿中对汉画像石进行了分类，有自己的体系，即在每一篇前面均有详实的目录说明，包括石刻画像的全称、年代、出土地点、方位，有无题字等等，目录后是对画像的逐个介绍，介绍文字有的是编辑前人所写，有的是鲁迅所写。手稿虽是未完稿，亦可见鲁迅对汉画像石之贡献。
第二方面，鲁迅想为青年编选一部画像图，1934年6月9日《致赵振铎》“至于为青年着想的普及版，我以为印明本插画是不够的……或者不如(一)选取汉石刻中画像之清晰者，晋唐人物画(如顾恺之《女史箴图》之类)，直至明朝之《圣谕像解》(西安有刻本)等，加以说明。(二)再选六朝及唐之土俑，托善画者用线条描下(但此种描手，中国现时难得，则只好用照相)，而一一加以说明。”鲁迅的想法是极好的，但他对拓片及拓工也是极为挑剔的，他在写给姚克信中标明，“汉画像模糊的居多，倘是初拓，可比较的清晰，但不易得……汉画像中有所谓《朱鲔石室画像》者，我看实是晋石，上绘宴会之状，非常生动，与一般汉石不同，但极难得，我有一点而不全，先生倘能遇到，万不可放过也。”(1934年3月6日)“石刻画像印起来，是要加一点说明的，先生肯给我印成英文更好，但做起来颇不易。青年也未必看，聊尽自己的心而已。《朱鲔石室画像》我有两套，凑合起来似乎还不全，倘碑帖店送有数套来，则除先生自己所要之外，其余的请替我买下，庶几可以凑成全图。”(1934年4月22日)鲁迅对拓本的要求的极为严格的，这在鲁迅的未刊手稿中有详尽记载：一、用中国纸及墨拓;二、用整纸拓金石，有边者并拓边;三、凡有刻文之处，无论字画悉数拓出;四、石有数面者令拓工著明何面。这是鲁迅欲搜集山东地区有关汉画像石对拓工作出的要求。
(二)鲁迅的墓志、碑铭研究
鲁迅早年是有一项汉魏六朝石刻研究的计划，他所作的大部分石刻目录及资料长编工作都是为这项计划服务的。《鲁迅辑校石刻手稿》收录碑铭260种，墓志192种，鲁迅收录墓志、碑铭实际不止于此。抄碑活动属于墓志、碑铭的资料长编，一般来说，分三个步骤：一是搜集尽量多的石刻资料，这里包括石刻拓本及金石著作，同种石刻的不同拓本及各类金石著作、地方志等文献都是必须的，有必要的实地考察也是不可缺少的。鲁迅不但在北京购买拓片，还曾托人从山西、陕西、山东、浙江等地代购。二是抄录工作，这是一项极其细致的工作，需要耐心和时间，鲁迅抄录的古碑都完整的著录了碑文行款、字数，所用字体，碑额、碑阴是否有字等，抄录过程中就涉及到校勘工作，主要以对校和他校为主，同一拓片的不同版本互为对勘称为对校，以他书，如《金石萃编》等校勘拓本称为他校。抄录之后的下一步就是写校记。如1916年7月29日，购《贾思伯碑》，以此碑校《金石萃编》，发现该书“多衍”的错误。1917年3月4日，买碑帖6枚，以其中《衡方碑》、《谷朗碑》同《金石萃编》相校。1917年4月7日，以《刁遵墓志》校《金石萃编》，校记：“碑阴二列，上列存十四行，下列存十六行。王俱失录。”《鲁迅日记》多次记录与《金石萃编》相校并记校记的石刻，这些校记或长或短，大都是记载行款之不同，真正涉及到石刻考证的文字并不多见，据《鲁迅全集》仅有八篇，这几篇文字均是残石考证的典范。
民国以来如杨树达、余嘉锡等前辈均有残石考证的文章，他们继承清代乾嘉以来朴学的传统，如杨树达《汉西乡侯兄张君残碑跋》、余嘉锡《汉池阳令张君残碑跋》等均是典范之作。杨树达精熟《两汉书》，通过《后汉书·桓帝纪》及《刘瑜传》考订西乡侯为后汉张敬，纠正了吴士鉴、端方等人的错误，确定此碑为汉碑。对此碑年月，余嘉锡以《后汉书·刘瑜传》附尹勋事迹，推定立碑之年为延熹初年。杨、余二人以史书为据，考订方法主要结合墓主生平及相关史实，乃是传统的考据方法，鲁迅的墓志考订则更完善。
鲁迅善于通过碑文所揭示的典章制度考证残碑。如《□肱墓志考》以“渤海条人”为出发点，考订墓主乃北齐帝室，并据此推测肱为高氏;《徐法智墓志考》通过“石窟署”设立的时间及相关品级判定残字;《郑季宣残碑考》根据铭辞的用韵情况考订其中所缺文字，订正洪适《隶释》的失误;《吕超墓志铭跋》则是通过“隋郡”二字考察当时的郡县沿革以断墓志时间。总体来说，鲁迅的石刻考证引金石类著作不多(周作人较多)，主要通过史实及典制考证残碑，以墓志中一二字据此判断墓主身份及残碑所缺之字，这是鲁迅的一大贡献(详见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