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鲁迅对“俯首甘为孺子牛”也持有发展的认识。
生今之世，而多孩子，诚为累坠之事，然生产之费，问题尚轻，大者乃在将来之教育，国无常经，个人更无所措手，我本以绝后顾之忧为目的，而偶失注意，遂有婴儿，念其将来，亦常惆怅，然而事已如此，亦无奈何，长吉诗云：己生须己养，荷担出门去。只得加倍服劳，为孺子牛耳，尚何言哉。(1931年4月《致李秉中》)
从“只得”与“无可奈何”可以看出鲁迅是不甘作“孺子牛”的，或者说是不赞赏“甘为孺子牛”的。他因忧国忧民，不愿有子，而又极富人伦之情。肖红说鲁迅曾承认自己对待下一代的感情是“母性”之情。(《新文学史料》1981年3期69页)他一方面说“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不丈夫”甚至取笔名、刻印章为“孺牛”、“孺子牛”，对膝下眼前的下一代倾注了远超于父爱之情;一方面理性上又觉得“遂有婴儿，念其将来，亦常惆怅”，表达了“不甘”如此之意，视为可笑之举，列为自嘲的内容。
这里的“孺子”主要是亲属子女，推而广之，也指年青一代，鲁迅同样也由持“俯首”的姿态转为否定“俯首”的分析态度：
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想因此轰毁，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
(《三闲集·序言》)
“躲进小楼”两句是全诗总结。在检讨、回顾、剖析了自己过去的人生观、战斗姿态后表示对目前情况的自剖、自嘲。鲁迅一方面是终身在与敌人作韧性的战斗，晚年显示出更为坚定，更为清醒的特点;另一方面，在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实的上海，“文禁如毛，缇骑遍地”，二重“围剿”，四伏危机;进不能行寸步，席地避难长达数月;退而从北京的老虎尾巴逼退到上海且介亭。革命者何时有扬眉吐气之时，如此人生，如此中国，可悲而又可笑!这是自嘲的最后一点。比前不同的是带有被逼退的文化战士的悲哀，失去战场、远离硝烟的寂寞。
同时，他深居孤岛，独战小楼，常常深感“吟罢低眉无写处”，并没有尽自己所能，说尽自己所想说的话，做尽自己想做的事。
我为旅沪以来，谨慎备至，几乎谢绝人世，结舌无言。(1932年2月4日《致李秉中》)
我亦颇麻木，绝无作品。(1932年8月15日《致台静农》)
左联战士柔石等走向政治斗争，“只要学起来”的铿锵哲言时刻在冲击着他，而他内心更有积蓄已久的因献身民族解放不得不放弃个人志趣的苦闷，“这显然由于他的艺术的天才在要求发展而又未能尽量发展的缘故。”(冯雪峰《回忆鲁迅》)“躲进小楼”中有一种 “千古文章未尽才”自觉的伤痛。
当然，这些自嘲中的矛盾、悲哀和伤痛绝不说明鲁迅畏怯或偷懒， 也不说明鲁迅后期作品稀少或不伟大，这些却也包含一位伟大人物严于审视自己的自谦、自叹，绝非自誉则可以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