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说二集导言》里,鲁迅用了近2000字的篇幅,从题材范围、作品内容与视角、启蒙立场与乡土思念等几方面来谈论、界定乡土文学:“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就题材范围而言,乡土文学是侨寓在北京的作者,“叙述”“关心”自己的故乡。从鲁迅所谈论、引证的作品可以看出,“故乡”指的是当时偏远、落后、远离北京的农村、乡镇乃至城市,这种地域限定与今天的农村与城市的分野不同。因为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城市化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今天的城乡区别已远非一个世纪之前可比。那时整个中国社会的思想观念、生存方式都不是“现代性”的,只有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才得风气之先,以现代观念衡量中国,就不难得出“乡土中国”的结论。因此,鲁迅所说的“故乡”的地理意义在于它是偏远、落后的象征,贵州、榆关以及后文论及的《柚子》的背景长沙无不如此。换言之,在北京的作者以现代性的眼光回眸故乡,贵州、榆关、长沙都是“乡下”。因而,乡土小说在题材上就是离开故乡、侨寓在北京的作者讲述偏远、落后的故乡“乡下”的故事。在当前对乡土文学题材范围的讨论以及不同学者的实际研究中,各自设定的标准是不同。随着城乡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如果我们再把以长沙为背景的作品归入乡土文学,难免有刻舟求剑之嫌。但我以为,鲁迅划定乡土文学题材范围的标准和精神依然适用于今天的乡土文学:偏远、落后的地区,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思想观念、生存方式是非现代性的。
乡土文学的内容与视角问题,其实暗含着地方色彩论与民生疾苦论之争。前引鲁迅对乡土文学的界定,可以理解为乡土文学是来自四面八方的作者对故乡的“叙述”与“关心”的文本形式。“叙述”是对故乡的展示,展示的主要内容和方向有两方面:地方景物风貌②和人的生存状态,而后者则是作者“关心”的主要对象。在乡土文学的这两个重要向度上,周氏及其追随者与茅盾基本上是各执一词。这其实关系到乡土文学写什么、往哪里发展的问题。鲁迅把周作人所推崇的“地方特色”称为“异域情调”,并从总体上准确地判断当时的乡土小说因为“隐现着乡愁”,所以异域情调并不多见。正是“乡愁”——不仅源于作者的怀乡之愁,还源于作者因故乡经济萧条、思想愚昧而产生的忧愁——致使“异域情调”在作品中受到压抑。在鲁迅看来,这种被压抑的“异域情调”对乡土文学而言,是一把双刃剑,既可能产生“开拓读者的心胸”的良好艺术效果,也可能有“炫耀”作者“眼界”之虞。这就要靠作者掌握艺术表达的“度”了,而这个“度”无疑与作者的创作旨趣直接相关。如果作者情系故土、心系民生,异域情调自然会开拓读者的心胸;反之,如果作者漠视故乡民生现实而落人一己之趣味,异域情调就有可能成为作者炫耀眼界的资本。本质上,异域情调是乡土文学的内容和方向之一,也是一种视角和技巧。鲁迅以作家良好的艺术感,肯定了异域情调作为视角、技巧的意义,又以现代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情怀,警示性地批评了对异域情调的不当追求,其理论洞见是艺术素养与艺术观的完美统一。事实上,二三十年代的乡土小说在浓郁的乡愁笼罩下,确实普遍压抑了对异域情调的抒写,而被压抑的异域情调后来由于国情现实、时代潮流、艺术趣味以及读者阅读期待的相应变化,在80年代以降的乡土小说中得以舒展,乃至渲染。
乡土文学中所展示的人的生存状态,在鲁迅看来,远比异域情调重要。对于20年代中国乡村和农民,其生存状态又受制于三大因素:战争、贫困以及精神上的蒙昧。因而,它们成为鲁迅在《小说二集导言》里阐释乡土文学的主要内容和方向。有关以战争为衬托的小说,鲁迅赞许裴文中的《戎马声中》,写下了游学的青年“为了炮火下的故乡和父母而惊魂不定的实感”;有关以贫困为题材的小说,鲁迅评价许钦文的《石宕》“能活泼的写出民间生活来”。《石宕》全篇洋溢着对村民痛苦生存挣扎的同情,将乡村的贫困表现得入木三分。在对这些乡间生活的评述中,不难看出鲁迅对乡土文学的阐发是朝着关心民生疾苦、同情民生不幸的方向发展。这个方向是茅盾一贯坚持的,在几乎与鲁迅同时写就的《小说一集导言》中,茅盾用了更多的篇幅对战争与贫穷问题展开论述。鲁迅对“地方色彩”作了有条件的、谨慎的肯定,而对乡土小说反映乡村现实人生、关心民生疾苦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却作了有力的开拓。事实上,是否关心乡村现实、民生疾苦,是鲁迅臧否作品的一个最重要的尺度。《小说二集导言》所论乡土文学,都是以这个尺度来衡量的。许钦文、王鲁彦对乡土小说有自觉的创作兴趣,用力颇勤,与鲁迅的私人关系也很好,但鲁迅对两人的创作都是有批评有肯定。鲁迅肯定许钦文的《石宕》,而对其《父亲的花园》那样“包着愤激的冷静和诙谐”、“苦恼的是失去了地上的‘父亲的花园”’一类的作品却有委婉的批评;对王鲁彦抨击野蛮落后现实的《柚子》多有褒扬,但对其“烦冤的却是离开了天上的自由的乐土”之类的作品亦有善意的针砭。抑扬之间,不难见出鲁迅反对乡土文学中逃避现实的倾向,而对反映民生疾苦、鞭挞野蛮现实的作品情有独钟,地方色彩也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是可取的。说到底,乡土文学应“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鲁迅对地方色彩论与民生疾苦论的成功整合,尤其是整合中明确要求乡土文学反映现实人生,使茅盾终于接受了“乡土文学”这一概念。
对于乡土社会精神蒙昧的批判是以启蒙立场为基础的。作为五四新文学的杰出代表,鲁迅的卓越之处在于没有因同情民生疾苦而蒙蔽自己的理智。在探索乡村现实时,他以现代理性为参照,以人道主义为基础,表现出鲜明的乡土启蒙和乡土批判意识及立场。鲁迅以自己一系列乡土小说,剖析、批判了存在于乡村社会的愚昧和蒙昧,在一个个鲜活的典型人物的不幸人生中,挖掘出积淀在乡土社会深处的有悖于人道、民主、自由等现代精神的思想、观念、信仰,它们是导致主人公不幸人生的最深刻的原因。面对无处不在却又无影无踪的观念之网,任何个体都难以有冲破它的力量和可能,它决定着乡土社会男男女女的悲哀,而这些不幸的男女却身不由己地汇合成力量强大的庸众。因此,在鲁迅看来,构成庸众的个体既是受害者,又是施害者。要改良社会和人生,“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因为蒙昧的精神状态决定了乡土社会的停滞与落后。如果说,鲁迅自己的乡土文学主要是对个体生存困境的艺术考察,并从中揭示出主人公以及整个乡土社会的精神面貌,那么,在《小说二集导言》中,鲁迅又特别留意直接表现群体精神状态的作品,而乡间习俗则是群体精神的最佳载体。他评蹇先艾的《水葬》“展示了‘老远的贵州’的乡间习俗的冷酷,和出于这冷酷中的母性之爱的伟大”。可以说,《水葬》主要是对被习俗制约着的庸众而不是小偷骆毛精神状态的一次绝妙展现,这种冷酷的、不人道的习俗是乡土社会整体道德水平、个性意识、现代化程度极其低下的表现。对于广大乡土世界而言,此类习俗虽然各异,但野蛮残酷的本质却是相同的。茅盾在《小说一集导言》中,也特别指出许杰的作品“描写了农村的原始性的丑恶”,并多次谈到《惨雾》,原因是其中写出了“农民们自己的原始性的强悍和传统的恶劣的风俗”。乡土文学呈现的蔓延于当时乡土世界的千奇百怪的冷酷、丑恶的习俗,大多以对生命的无情摧残证实了乡土社会的精神愚昧与蒙昧。然而,鲁迅并没有鄙弃内外交困的乡土社会,在他焦灼的故乡叙事中浸润着游子思乡的温情,但思乡的内涵已非古代游子可比。以人道主义、个性主义为内核的西方现代精神,使之将对故土之爱包含在启蒙与批判之中,其目标无疑是偏远、落后的乡村世界的现代化。而对于一个乡村人口和面积都占绝对多数的国家而言,乡村的现代化无疑是国家现代化的最重要最艰难的一环。因此,对于当时乡土文学中普遍交织着乡土思念与乡土启蒙的复杂情感的“乡愁”,鲁迅是以现代精神为尺度来加以品评的。故而他认为蹇先艾对落后故乡的叙述,写出了作者“心曲的哀愁”,对愚昧、冷酷、不人道行为的憎恨,对母爱的同情。如果中国现代文学的总特点可以概括为“感时忧国的精神”——其中的“时”应是以西方先进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为参照的时代危机,那么,鲁迅的乡土文学创作和理论就是感时忧国精神在艺术和理论上的完美结合。 综上所述,鲁迅的乡土文学理论以自己的创作为基础和出发点,既宏观概括了当时乡土文学的创作实际,又在品评作品、阐幽显微之间有批评有揄扬有选择,从而将其独特的文学观溶入乡土文学理论之中,形成兼容各家之长并与时代精神相一致的、成熟而完善的乡土文学理论,使之与周作人、茅盾的理论立场既有所区别又有一定的联系。
回顾乡土文学理论酝酿、形成的历史,周作人是在理论上将美国localcolour与乡土小说对接并加以阐发的第一人。作为五四新文学的弄潮儿,周作人处在西风东渐、人道主义盛行的时代的风口浪尖上,他的乡土意识和乡土理论为什么没有发展为对故乡落后的针砭以及对故土民生艰难的同情,而是走向了与时代中心话语相距较远的乡土气味、乡土趣味呢?
这与周氏的思想矛盾有直接的联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叛徒”与“隐士”的矛盾、“效力”与“趣味”的矛盾。这种矛盾即使在周氏早期的文学活动中也可以见到其踪影,在前面提到的《黄蔷薇序》里,叙及匈牙利平原景物风貌时,文字之华美、语气之倾慕、心情之陶醉足可见一斑。然而,周作人毕竟是五四的弄潮儿,曾经相信“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但随着五四的落潮,新文化运动队伍的分化,以及日益严峻的政治形势,周作人内心原有的隐士气和趣味主义倾向慢慢把他导向了描写苍蝇、虱子、蚯蚓、菱角、苦茶等“不可有作用,却不可无意思”一类逃避社会责任却能自娱自乐的趣味文学之中。虽然在其文字中明显地流露出自我解嘲与无可奈何的情绪,但“苟全性命于乱世”的首要原则还是主宰了他的文学趣味。这才是他既具有将lo-calcolour与乡土文学对接的洞见,又故意只谈地方色彩而回避其社会、时代使命的真正原因。作为在新文学初期颇有影响的文艺批评权威,周氏对乡土文学兴趣所在的偏移,不仅妨碍了他对乡土文学理论的进一步探索与建构,也背离了新文学在特定历史时期应担负的历史使命,以及文学研究会同人对文学承担社会责任的信念。
周作人对乡土文学的阐发遭到以茅盾为代表的左翼批评的抵制。等到鲁迅发表《小说二集导言》,这项中西文论的对接和转换才最终完成。鲁迅的贡献不仅仅在于整合了茅、周之说,更在于超越了两者,将最迫切的时代需要——民族的,表现在乡土文学中即是地方的、乡镇的现代化,融入乡土文学,形成寓乡土思念、民生关怀和乡土批判于一体的乡土文学观,并以之为乡土文学之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