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中国孟浩然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孟浩然的研究已进入了一方新的天地。中国孟浩然研究会成立于2001年11月，迄今已有整十年的历史，首任学会会长为武汉大学的王启兴教授，我忝为第二任会长。在这十年期间，中国孟浩然研究会除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与两次国际性的学术会议外，还组织编写了被王启兴教授称之为“集大成成果”的《孟浩然大辞典》，并举行了一次“《孟浩然大辞典》学术研讨会”。此外，以中国孟浩然研究为轴心，在十年中团结与吸引了一大批海内外的孟浩然研究者，其成果之丰硕，仅从《孟浩然大辞典·附编》之《孟浩然研究资料索引》中，即可窥其一斑。
其四、在地方文化建设方面，中国孟浩然研究会还与襄州鹿门风景名胜管委会一道，为修建于鹿门山风景名胜区的孟浩然纪念馆，作了有关策划、设计等方面的许多工作。纪念馆竣工后，我当时还曾以中国孟浩然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的身份，与襄樊市的一位副市长为纪念馆的开馆仪式共同剪彩。同时，对于孟浩然的出生地，以及鹿门山诸多关于孟浩然的遗迹等，中国孟浩然会研究会也与之配合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考察。所有这些，均为“文化襄阳”的建设作出了应有贡献。
孟：从您所介绍的以上四个方面的情况来看，“现在时”的孟浩然研究或者说当代的孟浩然研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确属前所未有，也是特别值得推重的。另从附于《先唐诗人考论》之末的《道是无情却有情—我与古代文学研究三十年》一文可知，您在二十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了对孟浩然的研究，请谈一谈您对孟浩然研究的一些成就与创获，以及今后对孟浩然研究的打算。
王：好的。我研究孟浩然始于1983年春，当时写了一篇《孟浩然集中之卢明府探考》的小文，主要是针对陈贻焮先生《孟浩然事迹考辨》一文之“卢明府”为“卢象”说所进行的考辨，即我在这篇文章中认为“卢明府”非卢象而为卢僎。文章写完后，曾寄给陈先生以求批评，讵料陈先生竟然将其推荐给《文学遗产》作为备用稿。这虽然是一件小事，但在当时却令我十分感动，所以我至今记忆犹新。之后，我便将对孟浩然的研究，纳入了我对唐代诗人研究的重点对象，并直至今日。在这近30年的时间里，我对孟浩然的研究，也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1983年—1988年为第一个阶段，其研究成果，为连续发表于《荆门大学学报》的有10余万字之多的《孟浩然年谱》，以及为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88年5期全文转载的《孟浩然入京新考》等文。由此不难看出，我这一时期的孟浩然研究，主要是重在对孟浩然的生平事迹进行研究，“研究作家年谱为先，研究作品编年为先”者，此之谓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只有“细按行年”，才能“曲探心迹”，这就是我当时从王国维《<玉溪生年谱会笺>序》一文中所领会之最深刻者。1989年—2002年为第二个阶段，甘肃人民出版社于2002年1月出版的《孟浩然研究》一书，为我在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全书五章二十七节，包括“附录”在内共26万字。由于此书是孟浩然研究史上较为全面、具体、翔实研究孟浩然其人其作的第一部专著，故其出版后，即获得了学界较为一致的肯定与赞许(仅公开发表的书评就有6篇之多)。傅璇琮先生在《<孟浩然研究论丛>序》中所说的“特别是本书主编王辉斌教授，不仅其有关孟浩然专著之翔实考察与对旧说的辨正，提出不少新见”云云，所指即为此书之种种创获。除《孟浩然研究》一书外，我于此期还在《四川大学学报》、《山西大学学报》、《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10多篇关于孟浩然研究的论文，有的论文还曾为《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全文转载。所有这些，均表明了我这一时期的孟浩然研究，已进入了一个更加成熟、更加全面、更加深入的阶段，因而所取得的成就也就尤令学界瞩目。2003年迄今，是我研究孟浩然的第三个阶段。在这一近10年的阶段中，我于孟浩然研究主要做了两件事，其一是先后主编了《孟浩然大辞典》(2008年)、《孟浩然研究论丛》(2011年)二书，前者69万字，后者66万字;前者被称为“孟浩然研究的集大成成果”，后者被称为“代表了当今孟浩然研究的最高水平”。其二是先后组织召开了两次孟浩然研究的国际学术会议，扩大了孟浩然研究在海内外学界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