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兰从来就不是一个确定的历史人物，正是她的虚构性和不确定性给后人不断的重写提供了充足的空间。在全球化的呼声高涨的时代，木兰从南北朝的遥远民歌中走入唐人街，从口耳相传的民间走入迪斯尼的庞大帝国，代父从军的传统孝女演变为唐人街上迷茫的少女，甚或是一个披着唐朝装束的美国女孩，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之手隐隐浮现。迪斯尼一贯标榜，其影片宣传的是超越年代与国界的非意识形态化的“朴实价值观”，生产的是全球化的欢乐。在千篇一律的叙事模式中，无论是爱情、还是欢乐，都变得可以批量生产，Mulan因此得以成为真正的美国女性成长喜剧，而几乎无涉《木兰辞》本身。事实上，正是东方情调与全球化的双重策略令迪斯尼的木兰改写得心应手。然而，Mulan在中国本土黯淡的票房、以及续篇MulanⅡ的草草收场，却隐约照见了迪斯尼的捉襟见肘。
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全面渗透的现代生活中，消费欲望越来越趋向于把木兰变成一个文化消费对象。当跋涉千里的木兰重新回到汉语的文化语境中，却发现自己陷入了台湾、香港或是任何一个现代城市的市井社会。在娱乐至死的年代里，精心包装出来的欲望和诱惑以时尚和主流的名义粉墨登场，人文关怀让位于惟利是图的市场至上和瞬息万变的时尚品位。打着“戏说”的旗号，形形色色的“故事新编”大行其道，旧瓶装新酒的标识使人们不再苛求其历史真实性， 而木兰古装里承载的现代言行举止倒暗合人们的期待视野。大众文化文本作为消费时代里的文化急先锋，承载着人们的隐秘欲望和现实寄托，悄然改写着人们对传统与现实的认同。
曾有学者大力考证，花木兰缘何姓花，故里何处;在小说《女勇士》中重塑了花木兰形象的作者汤亭亭却直言不讳：“白虎山不是一个中国神话故事，而是一个美国神话故事，一种功夫片的戏仿”;迪斯尼动画片Mulan借重木兰原型，刻意采取大量的东方符码，书写了一个西方人心目中的 “东方故事”;香港的《花木兰》让位于消费文化的狂欢，中国出品的动画片《蝴蝶梦：梁山伯与祝英台》则硬生生套用Mulan模式，顺应着西方强势的目光反观自身，见到的，赫然已是一个面目全非的“自己”。而就在不远处，赵薇的又一出武打言情戏正在隆重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