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木兰》电视剧定位为武侠言情喜剧，而其实质是一部以爱情故事为底基的现代剧，基本叙事设置是好事多磨的有情人终成眷属。将古装的外壳套在了都市肥皂剧的表面，而木兰故事在长久的历史传播过程中积淀的传统早已面无全非。虽然男女主人公依旧戴盔披甲，真正的战场却早已悄然从沙场转到家庭。“传统”成为了一个被充分戏剧化的形象，立于主人公价值的对立面，卖力地扮演着“喜剧效果供应商”的角色。诸如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拜神看相的迷信习气、无厘头的搞笑、世俗化的神仙和历史……在戏说历史和传统的同时也在戏弄和削弱主流意识形态的诸般教导。
对传统，以及传统题材高度娱乐化的重述，使这部电视剧遭到了来自于普通观众和媒体的大量批评，而作为一部冗长的电视剧，剧中种种硬伤更是比比皆是（如《重庆晚报》发文指出《花木兰》违背历史真实。在隋人李亮的家里挂着唐朝李白的《赠汪伦》和刘禹锡的《陋室铭》，让李亮的母亲说出“三生有幸”、“胸有成竹”之类的唐宋成语。参见谢方《李白早生百余年――“新编花木兰”错得荒唐》）。然而，更加发人深省的是，在面对这部电视剧时，评论界其实如同面对Mulan一样，表现出了某种实质上的失语。在细枝末节的追究之外，报端杂志所见最多的不过是八卦绯闻和小道消息，街谈巷议和私人书写中也难见深刻的反思。当代生活的节奏和异化使得现代的木兰成为一个有商业价值的卖点和有娱乐价值的消遣品，旧的忠孝观念和20世纪的救亡主题不再必要，甚至爱情也被悄悄地解构和边缘化。作为大众隐秘欲望和现实寄托的载体，历史传奇人物木兰在台湾成熟的文化产业链条中得以成就新的都市传奇，然而，这也只是一个昙花一现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