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故事之中,不难辨认出一些似曾相识的元素:如主人公即将出征的前夕,父母为了让她记住仇恨,临行前在她背上刻写了一行行报仇的文字――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组织自己的军队,军纪严明、爱民如子――穆桂英的底版。长城的意象也非常醒目地出现在文中:“我”在占领北平后,第一个登临的地方便是长城,“我触摸着长城,让我的手指在建造者亲手砌的石砖间滑动,我们将额头脸颊贴在长城上,像那些曾经不远万里前来寻夫的妇女一样哭泣”――孟姜女的故事在此被巧妙地嵌入。率军向北行进攻打北平,斩杀皇帝――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改朝换代的情景再现于此。而更加令人瞠目结舌的情节,如杀恶霸、开诉苦会,则像极了农民翻身解放的作风。
在情节的突兀荒诞之外,《女勇士》中大量堆积的(并且常常是变形的)中国符码也是这部小说引起广泛争议的原因:如主人公学武一节,半人半神的武林高手、辟谷习道、阴阳五行、轻功飞跃……像极了功夫片中的场景;村人为她送行之时,草药、银箸、丝绸衣服、陶罐……俨然够开一个中国土特产展销会。这众多的中国式意象、曲折的中国式传说,常常夸张到了极度变形的地步,或滥用到了不加节制。而这或许正反映了汤亭亭这个第二代移民心目里的中国形象:神秘而闭塞,充满了神仙鬼怪,道骨仙风,既粗犷彪悍,又飘渺悠远。
《女勇士》被汤亭亭称为“母亲的书”, 母与女之间既枝叶相连、血脉相通,又有各自存活的土壤和空间,充满了张力。作为一个在美国生长、受教育的华裔,中国传统文化只是汤亭亭在多元语境中接受的一个部分,而中国的文学文本对于她更近似于一个巨大的素材资源。汤亭亭的女勇士之所以成为跨文化的语境下第一个值得关注的木兰形象,正是因为这一个空前奇特的木兰第一次不再是古老中国里楷模式的女英雄,而成为了唐人街困惑的女儿。“我”不断地想理清楚关于童年、想象、家庭、村庄、电影和生活的定义,在中与美之间无所适从,而这也正是漂洋过海的另一个花木兰轰轰烈烈地亮相全球后,在异国他乡却必然遭遇的尴尬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