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兰诗》这一古代奇诗的产生年代和作者至今众说纷纭。南朝陈时人智匠所编的《古今乐录》最早记录了《木兰诗》的诗名,但无具体作品;郭茂倩编著的《乐府诗集》将其列入《梁鼓角横吹曲》类,但并没有明确其时间属性,只笼统地说其为“古辞”;《古文苑》、《文苑英华》等文集将其作为唐人的诗作;清人沈德潜编选《古诗源》收录《木兰辞》时的观点更为矛盾,一方面认为《木兰诗》“断以梁人作为允”,是“梁诗”,另一方面又认定《木兰诗》“乃北音也”,“北音铿锵,钲铙竞奏,《企喻歌》、《折杨柳歌辞》、《木兰诗》等篇,犹汉魏人遗响也。”(《古诗源・例言》)余冠英编著的《乐府诗选》将其收录为北朝乐府民歌类。现在基本上沿用了余冠英《乐府诗选》的观点。但是沈德潜的看法也值得注意,他阐明了《木兰诗》确为一首反映了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现象的、显示了多元美学价值的长诗, 应将其放入到北朝这个特殊的“汉化”、“胡化”并存的文化大背景下去认识。
通常诸种文学史和赏析《木兰诗》的作品,都把木兰当作一位具有明显汉化特征的鲜卑族奇女子形象。而我以为,如果将木兰归列为游牧民族的话,无疑就消减了花木兰这个受到历代人民喜爱的女子的份量和价值,特别是与北朝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文化冲突、交融最为激烈和紧密的事实不相切合。我们知道,北朝特别是北魏民族杂糅融合的程度较高,一定程度上很难分清是汉人还是鲜卑人。在这样一种特殊的背景下,我们没有必要确指木兰为哪一族人,她只是浸润在文化、习俗、价值观念等多元文化形态交融时期的一个在认识上有悖规常,行为上超凡出奇的北方的奇女子而已。然而,如果不将木兰的民族属性归类的话,似乎很难细致分析她的英雄传奇人生的美学内涵,因此,我认为不如将她定性为一个生长在胡汉共居地区,身受多种民族文化影响,具有高尚爱国主义情操,渴望和平安宁幸福生活,讲求自我人生价值实现的汉家奇女子形象。这样归类的原因有:花木兰之所以成为世代相赞的英雄,并不是她有如刘兰芝那样的对爱情的忠贞不二,以死殉情,也不像秦罗敷那样容貌倾国倾城,智慧超群,而是她面临家中无人出丁、老父年迈体衰的人生窘境,为父分忧。这样代父奔波、替父解难的孝道观念就成为她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唯一也是主要的心理动机,而这也恰恰是后世百姓最为击节赞赏之处,体现了汉民族道德价值的核心内容―孝道。而受匈奴文化影响甚重的北朝少数民族,此时还盛行着“贵壮贱老”的习俗,很难产生替父出征的传奇故事。同时, 花木兰功成名就,不愿接受朝廷的封赏,回归故里,这依然是汉民族孝道观念在发生着作用,在没有明确人生归属之时,依亲父母,侍养家人,是封建社会女子的唯一出路。倘若为鲜卑女子,理应应诏入朝,引领军队。因为在匈奴作战过程中,确实出现过阏氏作为主帅统领女作男装,“负甲以戎”的女兵作战的史实,史籍中也有记载。更何况《木兰诗》中有“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这样汉家女子极为传统的“女工”之习以及梳装打扮极为细腻完整的生动描写。由此,将她的族姓生拉硬扯归之为某种少数民族,只能弱化这位奇特女子的价值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