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冬天，所里以知青为主要劳力，在田中间挖了一条上面宽十二米，底宽约一米，长近七百米，连着三分场支沟的小渠。那时的冬天冷，北风刺骨，有的人还赤着脚。凭着一股战天斗地的干劲，用了一个冬天把排灌渠挖好了。我自始至终参加了，现在想起来，还感到自豪。
挖沟开渠的活，我们都愿意做，要么三四方土，要么几米长的距离。任务领了，稍微抓紧一点，太阳下山前，是可以收工的。干其他农活就不一样了，总干不完。但田多也有田多人的好处。一般的生产队，一个劳力平摊的田不少于十亩，挺吓人的。常听说周边的公社田少，一个劳力分不到一亩田。那时计划经济，不能外出打工，田薄的公社，只好多花点气力，外出找青肥，好辛苦的。农场其他的生产队我不知道，但农科所的青肥是从来沒有在地头堤边割刈的，尽管野花杂草长的茂盛；沤肥用的都是蓝花草。越冬以后，初春的田野，一片一片的蓝花漂亮极了！春耕生产开始后，绿油油的蓝花草被犁耕耙平后，与泥土搅和在一起。我觉得奇怪，六三年下放来的老知青小贾告诉我说：“这是沤肥，蓝花草可肥田呢！还有红花草，也和这个作用一样。”
农科所不大，主要是培育棉花、水稻良种，芝麻和黄豆等经济作物也有，不太多。这儿的农业技术员只有四个人，加上其他干部，吃皇粮的十余人，不少；老农却沒有几个人。那么大一片士地，他们是无论如何也种不完的，看样子早把三十五个知青算作劳力了。
记忆中，五一劳动节一过，我们就和老农一样下地干活了。那时靠挣工分过日子，技术好的老农每天可以挣到十二分(标工十分)；一般为十分；妇女和老人一般为八分；至于我们，后来也评上了八分。其实，妇女和我们劳累不低于老农，种田也讲技术。所以，和我同在试验组的黄忠林，和大田组的同学开玩笑时笑着说：“我们是技术活！”一副骄傲的样子。
说是试验组，科学试验并不多，主要是培育良种。那个年代，能坚持下来，已属不昜。四个技术员，按部就班，依章行事。旣沒闹出多大动静，也沒遇上什么技术工作以外的麻烦。山高皇帝远，自己做自己的事，还算省心。这里有个五十多岁的老技术员，叫王文初，解放前过来的。他好像沒有什么具体工作，沒人管他，他也不管别人；事沒多做，钱沒少拿；领导不过问，同行不攀比(国家的钱)，农人无所谓(又沒“搶工分”)。其他三个技术员，一个搞水稻，一个搞棉花，一个搞职保(植物保护）。各司其职，互不影响。沒有这四位，能叫农业科学研究所呢？有活干的人暂不表，先说王老。
他是什么地方的人，我沒问过。他说话不好懂。其实懂不懂沒关系的，谁又把他的话当回事呢？他年纪大了，啰嗦，爱说。他有一句口头禅：“他哪里呀”，说什么都用这句话开头。王老会看人，喜欢听话干活的知青。我有时逗他：“王技员，我肚疼。”发嗲的声调，故意省掉“术”字，他蛮受用的，因为他喜欢高中生。他白天不忙晚上忙。我们是邻居，夜深人静时，从他窗前过，总看见他在煤油灯下看书。出于好奇，趁他不在，我去观察过。那是一部《中国通史》，作者是冯友兰。书上有很多眉批，也有用红蓝铅笔划的杠。这本书从来未离开过桌面，尽管桌子上还有几本书靠墙竖着。有点研究的意思。直到我二年零五个月后，推荐上了湖北中医学院，也从未听王老向任何人讲过书中的故事。他真沉得住气！不过，家家一本难念的经，他也有操心的事，也有烦心的时候。
王老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和他住一块；小儿子有家室，老伴在那儿照顾孙子。老伴从未来过，他也未回去过，但又沒听说过闹意见。那个年代，孩子结婚早，五十出头当婆婆，帮忙带孩子的多，自然就与老伴分开了。偶尔一见总还有吧，不一定非要亲热。王老他们是怎么回事，就不知道了。不过，他不是为这操心烦恼，而是为有精神病的大儿子。
王老也住十几平方的集体宿舍。他住前半间，儿子住后半间，各顾各。他吃食堂，偶尔用煤油炉弄点好吃的；儿子在墙角、树林野炊。蓬头垢面的老儿子，旁人见了也心酸。老子训儿子时，儿子回嘴，不时有之。他的话，我们半懂半不懂；儿子的话咕咕噜噜的，更听不明白。他们之间可能是说的说，听的听，真能交流就好办了。不过，王老总是气呼呼的。常常是自生自灭，旁人是无法劝的。好在儿子从不动桌上的《中国通史》，其他吃的用的也不动。有点井水不犯河水的意思。儿子也可能有惧怕的阴影，不敢犯上作乱。听小贾说，前些年王老的大儿子常发病，是王老叫他和小儿子用绳索捆着大儿子去沙市精神病医院的；多年未发了。还说，大儿子是曾经暗恋过一个女知青后，犯了病。这个女知青现在是齐家埠商店的营业员，丈夫是团长，军婚。好在大儿子不伤人毁物，一天到晚在人少的堤边、树林等地乱窜，但从不去庄稼地。王老过着不消停的日子，后来就不知道怎么样了。
王老无所事事，搞水稻的陈技术员可忙。他是江苏人，农校毕业的。他镶有金牙，腰椎有病，走路微驼。他那时成家不久，女儿出生不久，像妈妈一样漂亮。他的女人是四川山里过来的，很年轻，肩上总挽着背篓。她的父亲也来过，长巾裹着头，吸长烟竿的旱烟，看上去比陈技术员大不了几岁。仓库的黄保管(也镶有金牙)喜欢开玩笑，他老叫陈技术员的女人“送四方”，其实，叫宋一芳。因这个玩笑，我才至今记得。宋一芳能干，会持家，陈技术员一心扑在工作
试验组有干活的人，陈技术员可以不下水田；何况有腰疾。可他凡事亲历亲为，率先示范，一点也不放手。在那个年代，白专道路的问题，让多少人止步啊！他沒有，不声不响地干，一干就是几十年。前几年听小贾说：“老陈退休后，开了种子公司，现在几千万的资产了。老陈有技术，几年的光景就做大了。”听了小贾的话，我的心沉甸甸的，眼前浮现出了当年的一幕。为了赶在五一前(农谚：不插五一秧)把秧插完，老陈穿着棉袄，弯着腰和我们一起干活。记得是一窝只插一株，老所长的女儿插成了弧型，老陈说，怎么成了“弯弯的月亮”？黄忠林在旁边添油加醋地取笑，老所长的女儿不高兴了。不依不饶地迁怨气于老陈。老陈也笑了，时常因玩笑才使他开心。一个执着的科研工作者，终因契而不舍的精神，取得了了不起的成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小贾以前是搞职保的，后来调到种子站当经理，还入了党，作出了很大成绩。他引以为骄傲的是，培养了两个大学生：儿子成了家，在上海工作；女儿也成了家，在北京工作。值得一提的是，小贾谈朋友时，农科所出了证明，他给对方生产队写了信，了解情况。不是亲眼所见，我真难相信。他的未婚妻是党员，政治上靠得住。由此可见，他是一个多么认真、严谨的人。
早些年，农科所又搬回一分场的南湖队了，转了一圈又回去了。然而，我梦中的农科所，还是在丫角大桥的下游、七公里处的江陵境内，对河还是运粮湖农场的邵沟队。不同的是，我读大学不久，农科所的上游几百米修了一座桥，从丫角大桥可以直接到农科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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