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苏轼是豪放派的词宗，但是没有范公以融铸了战地风云的声音为前导，后生苏轼是否还能唱得那般恢宏大气，气吞山河？
我们不仅应该记住范公屯兵羌地长烟落日孤城里使西夏惊乎“范无敌”，还应该知道他的声声清啸完成了豪放词派的前期操作。
文宗与战神如此完美的结合，范公当属前不古人的第一人。虽然苏轼、辛稼轩、陆放翁等人联翩而来，但是他们只能在有心杀敌、无门报国的尴尬中高歌大风之后草草收场，徒留万古恨而已。
于是到了南宋末年，赵家天下已走进灯火楼台渐渐曲中人散的时候，塞外的狼烟，已经形成一只硕大的口袋，毫不留情的收拾着中原山河。文天祥生不逢时地走上了历史舞台。
然而，历史的安排并没有错。没有文天祥，南宋的挽歌声中就不会激荡起生存还是毁灭的千古疑问，就不会演绎出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精神礼赞。
天下至韧者，文人之气、至刚者，文人之骨。到文天祥双肩担起国家之仇、臣于之恨时，得到了最充分的诠释。文天祥也成为南宋末年一片哀鸿悲歌中奏响卓异的正气歌的主力乐手。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说得旷达和理智，自古艰难唯一死，连死尚且都视若浮云的胸膺中所充斥的只有一腔浩然正气和深思后的旷达解脱后的理智。文天祥要以生命殉葬的不是付之东流的大宋江山，更不是末代帝王，而是他已经破灭的理想和不能再延续的人生追求。如果我们冷静地审视历史、客观地观察历史人物，我们不难发现，文天祥的精神的确可以称为后人之师，但于攻守战备的才具方面，实在难以找到可圈可点之处－一然而，我们毕竟还是需要呼唤他的那种激情，固守他为后入留下的人生模式。以成败来论文天祥，当然不够公允，因过程而言他是当之无愧的大英雄真好汉。 幸好我们的民族是个讲究精神的民族，国人更看重不计成败慷慨赴义的过程。
宋代的丧钟余音未尽，大明帝国的煤山上已挂起了末代帝王的身体。帝王的生死荣辱，不值得我们关心，我们关心的是史可法。史可法的个文人，然而流传后世的只是一篇《复多尔衮书》。清兵围困扬州，史可法明知大明的气数已尽，却挣扎着把自己身躯投入到无力回天的一片悲歌中。《复多尔衮书》写得极具辞彩，一股正气凛然以死明志的刚劲之风把明末晦暗的天空撕裂一角。史可法以身殉国，又为中国士人“知不可为而为之”、“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作了一个相当漂亮的注脚。
大风起兮云飞扬，不知这莽莽五千年的华夏历史中有多少文人清瘦而执著身影在风烟四起时匆匆来过。事涉天下兴亡，不敢惜身；情牵家国荣辱，不可退缩。文人的朗朗硬骨在今天依然有气冲斗牛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