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我刚滿六十五岁，领了老年优待证就正式步入了老年人的行列。人老了喜欢思故怀旧，记忆库中陈谷子烂芝麻的旧事，不时会浮现在眼前。我的祖籍是湖北黄陂的，我是在汉口老火车站旁的天声街长大的。忆陈年旧事，还是先从乡下的祖母和城里的外祖母说起吧。
我的祖母过世早，是六八年的夏天走的，至今五十个年头了；外祖母晚十四年，是八二年离开人间的。早走的少享了几年清福，走时也不顺，拖延了好几天才断气。听大叔叔的大儿子说，那时乡下医疗条件差，家人误以为是得了绝症，未及时医治拖垮了身体。那年我们得到了祖母不行了的口信，全家回去奔丧。但还是没能看到祖母闭上眼睛，送她老人家最后一程。后事是我父亲一手安排的，所有费用都是他出（他省吃俭用抠出来的零用钱）的。父母亲要回去上班，没时间耗下去，只好先回去。迟走的外祖母疾病缠身，卧床多日，受了一些折磨。我舅舅是在她之前离世的，更增加了她的痛苦。一想到两个老人家的晚景都不尽人意，我就感到辛酸。
说起来，祖母和外祖母的命都很苦，都是中年丧夫，三十九岁守寡的。我的祖父撒手人间时，扔下了六个儿子、一个女儿；外祖父乘风西去日，留下了一对儿女。在黄陂鲁台乡下的祖母拖儿带女，含辛茹苦糊口度日；在汉口天声街的外祖母节衣缩食、拉扯儿女长大成人——这都是一九四五年以前的事。动荡不安的岁月，儿女尚小的家庭，仅凭妇人的支撑，其生活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的。
听上辈人说，祖父和外祖父的老家都是黄陂乡下的，离老县城只有五六里，两家相隔也不远。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祖父，与土地打了一辈子的交道。外祖父强一点，他不光靠种田刨点食，肚中有点货，据说当过保长什么的。他常常穿着一身还算得体的长衫，田间没活干时坐在镇上的小茶馆里，与人闲聊。方圆十几里的地方，少不了扯皮拉筋的事，乡规民约调解不下来的，靠打官司裁决。这样，不时有人前来找他帮忙。他能说会道，揽下一桩差事，自然少不了一点好处费；多少不一定。正因为见识多一点，眼光远一点，后来下了汉口，并站稳了脚跟。
祖父去世时，几乎没有留下一点值钱的东西。好在先前我的五叔和父亲已经打发出去了，少了两张吃闲饭的口。不然，家中日后的生活会更加拮据。外祖父辞世时，也没留下什么积蓄。虽说孩子少，但稚嫩的舅舅尚未当家立志，里外全靠外祖母一人独立苦撑。
说起来也怪，有兄妹七人的父亲，仅跟五叔合不来。因此，倔强的五叔很少去我家。五婶娘家的弟弟（长的很帅，像《南征北战》中的张军长），住在我家附近的芦蓆街，和我父亲同在一个单位，是理发的。几脚路的功夫，五叔去他家走亲戚时，也不顺便来我家看看。我父亲七十多岁时，住在我妹妹家里时，五叔专门前来看望过一次。两个老弟兄坐在一起，不说话（那时，我父亲变沉默了），表情都很平淡。这好像是最后一面，我当时也在场。尽管没有相谈甚欢的气氛，但他们心中的宿怨，早随着时光的流逝，荡然无存了。其实，父亲心里有五叔，常提起他不幸的遭遇。
旧社会人多的穷家小户，日子过不下去时往往打孩子的主意。听父辈说，五叔很小时送给了当地一户周姓的小地主家，不几年的光景解放了。过去看重家庭成份，他也到了懂事的年龄，看形势知道轻重。他吵着闹着，硬是缠着祖母把他弄回了老刘家。过去穷人的无奈之举，为人民谋幸福的新政府理解，他终于回到了贫雇农温暖的怀抱。想到儿女们不再为不好的成份影响政治前途，五叔的腰杆子一下子硬了——走在路上，开始挺胸抬头了。他在富人家过没过几天好日子，我不大清楚，但他念过几年的旧私塾，识文断字，我是知道的。从能读上书这一点看，过继给人家后，新主待他不算薄。前些年他七十多岁时，谌家矾的幺叔过世，我们回去奔丧。事毕后，我们逆滠水河而上，顺便去了一趟黄陂乡下看望五叔（我们背地里叫“再启叔叔”）；他一个人住在畈上的旧宅里。他一张口，还是子乎者也的八股东西，像旧时乡村的老学究。国学知识少得可怜的我，顿时感到汗颜。当他提及我以前在潜江工作时的事，我心里想：“五叔心里挂记我们啊。”
和五叔给人家做儿子不同，我父亲是十几岁离开家乡，到汉口谋生的。他是我的外祖父，也是他的舅舅带出来的。早年从周家大湾出来闯汉口的祖父，经打拼谋得一份还算稳定的差事。他心里总惦记着乡下的穷外甥，想弄到城里来混口饭吃。我父亲排行老三，乡下的侄儿侄女都亲切地叫他三伯或汉口的三伯。要知道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在城里当工人有月薪，父亲的装卸公司那时的劳动报酬是计件，一月关饷两次，手上总会有活钱，日子比较宽松。不像收入微薄的人家，一到月底，找人借钱借物，如米、盐什么的周转。对平日里指望鸡生几个蛋，拿到供销社换点油盐及零花钱的乡下人来说，大城市天堂似的，谁不向往？
过去城里户籍控制严，工厂的临时工一般不用外地人。农村的男人只好老老实实地呆在家务农，女子往往靠婚姻嫁到城里去。我舅妈娘家五通口的亲戚家，有一个模样长得比较俊的女儿，想摆脱农业，托汉口的娘家人帮忙物色对象。城乡差别很大的年代，因自身或者家庭条件差，高不成低不就，拖成了老大难的，为解决个人问题，急着抱孙子的母亲会托付街坊邻居回乡下时，帮忙物色对象，是常有的事。舅妈娘家的这门亲事，成没成我不知道，不过，那一段时间乡下的亲戚，总在我们这儿进进出出的。我家后来住在天声街附近叫辅仁村的小巷子里，那儿就有一户人家是农村来的媳妇。听人说，好心的居委会主任，常常为辖区内乡下来的女方落户的事跑街道、派出所，很操心的。孩子中学快念完了，母子还没有落实城镇非农业户口的，过去不算稀奇。
从乡下的放牛娃变成了城里人的父亲，从没忘本，也提醒我们不要忘记旧社会的苦。所以，他总是在除夕的凌晨五时，两家人在一起吃团年饭。家中外祖母主事，舅为大，随周家的规矩。一边喝老酒，一边给孩子们忆苦思甜。平时洒落在桌面上的酒，他会舔干净。说的无非是十几岁时，天下着雪的寒冬腊月，为生计赤着脚从黄陂乡下走到汉口……他并没有刻意烘托气氛，像工宣队员在学校作忆苦思甜报告时喧染凄凉、说阴历年关什么的，年年弹老调，我们的耳朵听起了茧。他一张口提及这事，我们就小声议论开了：“看，来了，又来了！”五六十年代是计划经济，买什么东西都要凭票证，平时吃点好的像打牙祭，眼巴巴地盼着过年能敞开肚皮吃个痛快，经父亲这么一搅和，谁还吃得下去？每到这时，我母亲会不耐烦地拦住：“莫说了，莫说了，让孩子们开开心心地过个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