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也巧，我的父母是姑舅老表开亲，祖父母也是这样，尽管这在旧中国不稀罕。外祖父当年把我父亲从畈上弄到城里，除了寻一条谋生的路，也是为周家找个能干的好女婿。后来，在江边扛码头的父亲，靠勤扒苦做挣来了好过的日子。但他从来没忘记乡下的亲人，多年对老家或多或少有点照应。特别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他把省下的零用钱、粮票，悄悄地接济了老屋的河对面陈家湾孩子多的妹妹家。
不管怎么样，老刘家除了我孤独的二伯因旧社会落下的严重的“吼病”即哮喘。我们背地里叫他 “吼包”伯伯。缠绵多年，解放后不几年过早离世以外，其余的人在新社会都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外祖母呢？解放前她老人家在城里也很艰难。听说她在附近的如寿里替有钱人家洗衣服打杂。她的身世，比祖母更凄惨，早年生了十一个孩子，不幸夭折了九个，仅剩下我母亲和舅舅。所以，她格外疼爱一儿一女，像老抱鸡带小鸡一样，一生未曾放手——两家人在一个屋檐下生活到一九七零年，孙辈的大孩子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我家才搬出去。 住在天声街时，我家有五个孩子，舅家六个。我哥最大，他是一九四五年生的。很小时，被人抱走过。通过码头上帮会的人，破费了一点大洋找回来了。也就是说，两家住在一起时，最多时十个孩子，做饭洗衣带引伢的外祖母的劳累是可想而知的。
记得一九六零年，两家人去照相馆合照了一张全家福。慈祥的外祖母稳稳当当地端坐在前排的正中间，这是她老人家家庭威望最高的时候。相片上面写着“周太婆六十岁全家留念”。其实，当时外祖母只有五十八岁，为图喜庆吉祥才这么写的。为什么要提前，是不是我哥要当兵走了？我哥是六零年初中毕业参的军，刚十六岁。我至今也不清楚。从这以后，她老人家上街买东西少了，因两家的大孩子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事了。又过了十年两家分开住时，外祖母近古稀之年。她住舅舅家，不大动口了，动手更少了。
我小时候，不经意听见父母闹意见时，扯过房子的事。天声街的老房子，是一九四五年以前在码头上干活的父亲和舅舅，靠多年卖苦力积攒的钱合伙盖的——木质结构两层楼的板壁房。除了二楼和顶上的暗楼栖身外，一楼前面的三分之二出租，后面仅一张大板子床。隔壁解家的三九，自从添了弟弟四六以后，无处夜宿，一直在我家这张床上挤着过夜。文革时，我们天声街的房子和街上的私房一样都交了公——无产者最光荣，谁不怕沾上了“封、资、修”的边？后来落实政策，房子还回来了。但我家未要。
这之前，三元的租金由外祖母收，算月零花钱。另外，两家各给二元——我家的是当众孝敬，舅家从来不明示。外祖母怕我家疑心，一边接过我母亲奉上的孝心钱，一边笑着自言自语：“他们给过了，给过了。”那时，一个面窝一两粮票四分钱；一碗不轻易吃的豆皮，二两粮票一角五分钱。我读高中时，每天经过公安路与中山大道的路口，这儿一品馨餐馆的豆皮，还有油香、桂花糊米酒远近闻名呢。那时外祖母在我家吃饭，孩子小时，两家的伙食在一起，她的私房钱，是很可观的。
我想，父亲闹意见不是怀疑舅舅家的奉银有猫腻，而是为外祖母借钱盖房子的事。当初舅舅家的钱凑不齐，外祖母以她的名义出面向我父亲借了不少银元，拖延了多年才慢慢还清。过去袁大头值钱，还时已贬值得不像样子了。为此，我父亲很不舒服，他唠叨了一辈子，从未释怀。我几乎从未听见他喊我外祖母一声“姆妈”——黄陂人这么叫舅妈。天天低头不见抬头见，总不能打哑谜吧，那么多年不知他是怎么含糊过去的。我的猜想是有依据的，因父亲不高兴时，总在背地里嘀咕这句一成不变的话：“给周家做了一辈子的‘洋牛’”。不滿的情绪，是很明显的。有时听姐姐开玩笑：“再晚几年解放，父亲定会在乡下置几亩薄田。按解放前三年的家庭经济状况划定成分，肯定逃不掉戴上一顶富农的帽子。”我父亲虽然没有买田，但他悄悄地在乡下放债，拿高利息的事是有的——这是姐姐亲口对我说的。这样看，说不定无意中外祖母拉了他一把！我父亲的生活十分简单，说苛刻、吝啬也不为过，他一生连小餐馆也不去，喜欢不停地攒钱。他和一般人的想法一样，解放前不会不动发家的念头。而置田买地，则是从乡下走出来的人最直接的农耕梦想。谁长了后眼睛，知道世道后来发生的变化呢？生活中不经意避开的事很多，这就是人算不如天算啊。
我父亲闷着发牢骚的事，外祖母知道。她有自己的想法。手心手背都是肉，她对儿女都疼爱。即使是她自己的私房钱，几乎都贴补在两家日常花销不济时。对还钱的事，我母亲不介意，说不定她心里这样想：“就这么一个弟弟，别说还了钱，就是白帮，又有什么呢？”她疼爱我舅舅，我是知道的。星期天的早晨，母亲会亲自下一锅面条过早。盛上的第一碗肉丝、荷包蛋面，先送给舅舅：“快，给舅舅端过去！”这无疑是告诉孩子们：娘亲有舅，爷亲有叔。对父亲的孝顺心，母亲总会在外祖母面前打圆场：“您看，您老哪一次病了，不是他跑前跑后，耐心侍候的……”这时，外祖母会附和说：“是的，我知道，知道的。”那意思是，我父亲心里有她就行了，喊不喊姆妈没关系。况且又是自己的亲外甥，计较什么呢？
对一直生活在乡下的祖母，我是有感情的，因我十岁开始就往近郊谌家矶跑，那时，祖母住在我大伯的隔壁，搭了一间小平房，给她老人家送钱，送粮票，送面条什么的。
老汉口火车站旁边长大的孩子涉世早，市井里的东西见得多，在社会上不怯的。何况那个年代的社会风气比较纯朴，孩子外出，大人放心。过去小孩走失的也有，偶尔见到街上有妇人一边打锣，一边喊着孩子的名字，走街穿巷寻人。我小的时候，从未听说过街上的小孩失踪的。不过，大人倒是常常哄宠惯了、不大听话的调皮孩子：“再跟在我后面去上班，碰上‘马胡子’把你带走！”据说马胡子用手往脸上一抹，孩子迷糊了，老老实实跟着走。吓得哭哭啼啼粘父母的孩子，再也不敢跟着赶路了。 半个世纪过去了，我至今还记得当年给外祖母送生活费和物质的路线。从天声街走到三阳路三路汽车的起点站，十几分钟；坐车到终点堤角；三分钱转摆渡船过滠水河；然后沿堤前行，见到排灌闸就到湾子了。路远，但好记。
汉口的小孙子送东西来了，祖母很高兴，她总会弄点好饭菜给我吃。大概估计我或者姐姐快送生活费来了，老人家事先有准备。记得她有一个木箱子，当碗柜用，里面放着好吃的菜。我去了，她老人家会笑得合不拢嘴，一样一样地拿出来给我看。尽管这样的时候不多，毕竟感受到了祖母对孙儿的疼爱。更多的时候，是大伯和幺叔家接我过去吃饭。幺叔家的稀饭，是最好吃的，我至今难忘。做饭的水是从河里取来的，洒点明矾，搅拌沉淀。现在想起来，说不定那美味与碱水有一定关系。
光阴似箭。当年是少年儿童的我，如今花甲又过了五年。我常常想起我一九九三年辞世的母亲，和二零零九年辞世的父亲；想起早已作古的祖母和外祖母；想起当年父亲下雪天从黄陂畈上的祖屋，赤着脚走出门家门，到汉口讨生活的情形；想起天声街消失的老屋当年的欢声笑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