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当今之患，外之可畏者西戎北胡，而内之可畏者天子之民也。
西戎北胡不足以为中国大忧，而其动也有以召内之祸。
内之民实执存亡之权而不能独起，其发也必将待外之变”（见《策断二十三》）。
基于他对当时政治的这种认识，他对内主张行宽仁之政；通上下之情；对外主张“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从而争取对敌斗争的主动权。
这随贾谊《陈政事疏》的精神一脉相承。
他的历史论文如《平王论》、《留侯论》等是政治论文的另一表现形式。
《平王论》反对举寇迁都，在南宋政治上起了积极的影响。
由于阶级地位的局限，他少年读书，专为应举，“不能晓习时事”（见《上韩太尉书》），他早年的进策和史论，议论多流于空泛，同时表现他政治上的保守态度，如在《劝亲睦》主张恢复小宗来劝导人民亲睦，在《武王论》里以汤武革命为非圣人，在《商鞅论》里以商鞅变法为破国亡家之术等。
至于他说范增和义帝有君臣之分，应为义帝诛项羽，说诸葛亮只要费数十万金，就可以离间魏国的君臣，举兵灭之，更是不审察情势，大言欺人的书生之见。
他这部分文章虽内容没有什么特别可取，而在写作上善于随机生发，或翻空出奇，对士子的科场考试颇有用处，因此从北宋中叶以来，一直成为应举土子的敲门砖。
“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莱羹”（见陆游《老学庵笔记》），这四句秀才们的口头禅就是这样来的。
后来他在实际政治中受过较多的锻炼，逐渐改变纵横家的习气。
他在元佑、绍圣间针对具体政治问题写的奏议，如《因擒鬼章论西羌夏人事宜札子》，《奏浙西灾伤第一状》等，议论切于事情，精神上更接近陆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