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集中的书札、杂记、杂说、小赋等，大都夹叙夹议，随笔挥洒，表现了作者坦率的胸怀，也表现他对人生对文艺的见解和爱好，成就远在他的政治论文之上。
他在《传神记》里记僧惟真画曾鲁公像，初不甚似，经过细致观察，于眉后加三纹，就十分逼真，说明细节真实对于传达人物神情的重要性。
他在《书吴道子画后》里说画家要“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即一方面既要掌握艺术的规律，又要有创造性，即自出新意，而不为规律所束缚；另方面要求在豪放的笔墨之外，表现一定的思想深度，即他所说的“妙理”。
这些见解虽是就绘画说的，其他艺术部门也可以相通，对我们今天还有启发。
他在黄州写的《答秦太虚书》、《答李端叔书》，在惠州写的《答参寥书》，谈生活、谈文艺、谈谪居时的心境，都比较亲切有味，而没有在语言文字上装腔作势。
它不但摆脱汉魏以来辞赋作者“以艰深文其浅陋”的文风，同时避免了韩愈以来古文家“力去陈言夸末俗”的矜持习气。
这不仅决定于作家本身的生活和修养，同时和当时社会文化的普遍高涨，古文在日常生活中的广泛应用有关。
他的《与可画芫菪谷偃竹记》写出了“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的文艺见解，回顾了他和文与可的往来唱和，表现他们的坦率而富有风趣的性格。
在这六，七百字短文里有诗、有赋、有书札、有叙事、有议论，好象随笔所至，漫无边际，然而它依然有个中心内容，一意贯注到底，那就是表现他们向来交情的亲厚，以及他见到这幅遗作时对文与可的深沉悼念。
他的《赤壁赋》以诗一样的语言抒写江山风月的清奇和作者对历史英雄人物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