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群臣们究竟是几点出发，准备上“早朝”的呢？据《明皇杂录》记载：“五鼓初起，列火满门，将欲趋朝，轩盖如市。”五鼓，便是今日的凌晨五点。钟声一响，散居在长安各处的各品级官员便起床更衣，仆人准备轿马，赶往皇宫。“遥闻侍中佩，暗识令君香”，不管是贵为宰相的门下省最高长官，还是有资格参加早朝的其他官员，都要闻鼓而起，参加早朝，和皇帝一起议政。
车马载道，冠盖京华，这样的景象，成为今天我们管窥唐代“早朝”制度背后百官和市井生态的最好窗口。德宗朝宰相武元衡，在早朝路经靖安坊东门时，被刺客射灭灯笼而遇刺身亡，使百官们的“早朝”之路一度充满血腥之气。唐玄宗后期，李隆基怠于政事，沉湎酒色，这样的“早朝”制度便无疾而亡。白居易在《长恨歌》中发出“从此君王不早朝”的感叹，与其说是对“早朝”景象不再的感叹，不如说是对一个勤于政事的政治体制以及帝王统御下的百官荒怠的叹息。
不独王维的诗中详尽写到“早朝”的景象，整个唐朝，以“早朝”为题的诗举不胜举。如冯延己《早朝》诗，“铜壶滴漏初昼，高阁鸡鸣半空”；虞世南《凌晨早朝》诗：“万瓦宵光曙，重檐夕雾收”；白居易《早朝》诗：“鼓动出新昌，鸡鸣赴建章”；王建《元日早朝》诗：“东方色未动，冠剑门已盈”；贾至《早朝大明宫》：“银烛朝天紫陌长，禁城春色晓苍苍”等等，皆发王维《早朝》诗同等的意绪。
这类“早朝诗”充满了诗人们无一例外地对帝王勤政的歌颂，境界说不上多高，在一片类同的颂圣声中，它们却是唐朝早期常参制度的最好以及最完备的历史记录。“五鼓初起，将欲趋朝。”今天，我们通过唐诗来观察唐朝早期的“常参制”，其最大的现实意义或许正在于学习其上下一体的勤政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