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唐代文史研究最有成就的学者首推陈寅恪和岑仲勉，两人都曾任教于中山大学历史系，都很推崇司马光《资治通鉴》，但在学术取向方面则有很大不同。陈寅恪秉承家学，又曾长期游学欧洲，他更关注从宏观上揭示中古文化的特点以及民族、宗教、制度、家族等因素的交互影响。岑仲勉则试图在校订全部唐代文献的基础上，去伪存真，还原历史、文学的全部细节和真相，包括纷繁复杂的人事纠葛中的历史演进。两人在学术细节上虽然有许多分歧，但都以阔大的气象和探索的勇气，为后学开启了无数学术法门。在最近三十多年国内唐代文学的诸多研究学派中，从傅璇琮、陶敏到我，都属于立足唐代本身研究，试图在诗人的生活道路、诗人的写作过程、诗歌的写作本事和具体寓意等方面，尽可能完整地揭示真相，还原事实。就此点来说，更多承袭岑仲勉的工作。因为这样，我对陶敏的上述著作及其达到的成就，有很切身的体会。他在回归学术之初，主要做刘禹锡诗歌的笺释解读，与一般唐诗研究者路数差别不大。但达到一定深度，他就发现，在刘禹锡一生交游的诸多人物中，有的正史有传，生平线索大体清楚，更多的则史籍中仅留下片爪只鳞，要理清很不容易。从宋代以来无数唐诗的研究者和爱好者，大多根据传说事迹和常见诗歌，诵读并理解唐诗，体会其从遣词命意到兴象谋篇的成就，加以模仿写作，很少作客观科学的探究。现代学术的起点，首先必须是文献准确，事实清楚，然后再予以研究。唐诗虽然已经有逾千年的研究史，但还是缺漏错讹极其严重，而且所涉史事极其纷繁，诠读更为不易。陶敏的工作大体以岑仲勉为起点，以清理岑氏的遗著《元和姓纂四校记》为基础。唐代也如现代社会一样，由无数家族和各层官员，以及不同地位的仕庶人等组成，史书仅能记载很少高层士人。《元和姓纂》是林宝为朝廷加封授爵而编成的士族谱，如同无数枝条的大树般记录了唐人的世系家牒。前举岑著则是其一生最伟大的著作，几乎将该书所载数以千计的人物履历弄清楚了。陶敏以此掌握全部唐代人事关系的谱图，加上他对唐代存世文献的深细理解和对新见文献的及时掌握，他的学术研究在多个层面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