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归隐后对现实的关注
魏晋时期盛行隐逸之风，它深受玄学的影响，主张遁世幽居。“玄者玄远，宅心玄远则必然主张超乎世俗，不以物务营心;而同时既注重自然，则当然会希求隐逸”，陶渊明是典型之一。
“幽兰生前庭，含薰待清风”(《饮酒》十八)，“岂无他好，乐是幽居”(《答庞参军》四言)，“我实幽居士，无复东西缘”(《答庞参军》五言)。陶渊明归隐幽居，是否在他的心中就已然了无关切了呢?王瑶先生认为，隐居是在社会动荡时期的常见现象，隐者对现实不满而又无力改革。陶渊明正是由于猛志不获骋，对政治失望绝望，才会退隐乡里。这个群体“正因为他们对现实不满，才有了逃避的意图，但‘不满’本身不就表示他们对现实的关心吗?……因为不满才隐居的人，实际上倒是很关怀世情的人”。
陶渊明写下组诗《读山海经十三首》，借神话故事讽刺当朝政权。其十(精卫衔微木)，陶渊明以精卫和形夭来自喻，感叹虽猛志常在但良机难待，讽当朝者没有任人唯贤，悲自己一生老大无成;其十一(臣危肆威暴)谓上天有眼，为恶不可行，陶渊明“以古喻今，抨击‘佐恶之奸臣’，正是诅咒和控诉了桓玄的篡夺行为。”其十三(巗巗显朝市)，陶渊明感慨统治者用人不慎必将招致祸害，他指出尧舜禅让“是君主让贤，选用贤能，是公正的、光明磊落的”，桓玄等人“是奸臣篡权搞政变，是邪恶的、阴险毒辣的”，“从而由正面驳斥了以禅让文饰篡夺的谰言”。又如五言诗《述酒》前半部分说的是晋室衰败刘裕篡位的动荡朝政，后半部分说自己隐居躲避乱世的纷争。这些诗篇都是论当时政治的，“可知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但我们不能因此说他还留恋官场，这两者不能等同来说。陶渊明的儒家思想并不只限于为官之道，他的心中始终是关怀世情的。他并不是在乎当朝皇帝究竟姓甚名谁，而是在乎皇帝统治下的国运是否安泰，黎民百姓是否衣食无忧。“徘徊丘陇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没无复余”(《归园田居》其四)，陶渊明亲眼见到农村景象萧条凋敝，可知百姓疾苦之深。如此心怀苍生，不正是读书人该有的胸怀吗?
可以说，陶渊明的归隐在精神上还是颇有波澜的。一方面他决心忘却世俗，在田园自然中悠然自得地安度晚年;另一方面，陶渊明由亲历的农村窘迫的生活勾起对世情的关怀和对政治的批判。一般的隐者，也许归隐之后就全然不闻世间之事，只囿于山野林间。陶渊明终究割舍不去时代的情感，他还有包容世情的胸怀，不落冷漠隐者的窠臼。陶渊明心理的反复和矛盾，都恰恰表现出他忠于“心性使然”的特质，他没有把仕与隐在形骸上或精神上界限化，他的思想是开阔的，他的心性是自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