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跻身官场，但从不钻营，王安石更喜欢的是坦荡安然地做一名地方官。从中第开始，直到46岁位居宰相推行变法为止，他多次拒绝朝廷授予高位之意，对入朝为官的诱惑毫无所动，长期留在做具体工作或地方官的任上，从县令一路做到太守。
做富民强国的大事，做有利天下苍生的大事，而不是做大官。在地方官任上，王安石为百姓做了不少有益的事，他的各种创新实践也大获成功，深受百姓爱戴，成为具有崇高官声与民望的地方官。其间，每到一个地方，他都组织民工修堤堰，挖陂塘，改善农田水利灌溉，便利交通;他改革学校，对教学内容进行革新;他实验推行农民贷款之法，也就是后来的青苗法的雏形，在青黄不接时，将官库中的储粮低息贷给农户，解决百姓度荒困难。
王安石骨子里有一种高贵精神，他没有别人那种强烈的升官欲望，而是以儒家的道德观严格要求自己，淡泊物欲，不以金钱萦心，不为名利牵绊。王安石的率真和性情，在他的《清平乐》一词中可见一斑：“云垂平野。掩映竹篱茅舍。阒寂幽居实潇洒。是处绿娇红冶。丈夫运用堂堂。且莫五角六张。若有一卮芳酒，逍遥自在无妨。”
钟山之上，天空云卷云舒，流逝的是时间，但王安石那拗宰相的铮铮铁骨没有些许褪色。
才华出众的王安石，性格独特。他为人刚正，处事敢于坚持己见，百折不挠，人称“拗相公”。他曾经在包拯手下担任群牧司判官，有一次，群牧司衙门里的牡丹花盛开，包公置酒赏花，众人轮番敬酒，兴致甚高。在包公劝酒时，他不管包公如何劝，始终滴酒不沾，硬是不给自己长官面子。
这就是王安石的性格，从不逢场作戏，随波逐流。
48岁那年，王安石被任命为宰相。当时的大宋，社会危机四伏，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交织在一起，国家越来越衰弱。推行政治变革，扭转积弱的局面，是当时许多有识之士的共同看法。数十年来，几乎每个正直官员都会提出治理“三冗”的主张，并且想方设法减轻“三冗”给国家带来的危害。可仁人志士前仆后继地呼吁、争论、谏劝，“三冗”问题非但未见解决，反而越闹越凶，几乎成为国家政治的一个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