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傅作义投降。解放军进入北平，大量招收年轻知识分子，准备接管其他城市。
汪先生报了名，不是因为有了不起的政治认识，而是因为在博物馆只是份临时工作，收入也低。另外他还想四处跑跑，弄点写作素材。
这是1949年3月，在共和国成立之前。结果汪先生由于没有固定职业，跟解放军走，后来成了与众不同的“离休干部”。而他太太因为在北大有份好工作，后来是普通的退休人员。
汪先生跟着第四野战军南下。才到武汉，别人就不要他了。
原来汪先生念高一的时候，学校里的军事教官要他和一批同学加入一个组织。后来他才知道那叫“复兴社”。不久因为日军侵略，汪先生不能回学校，以后就没再理睬那组织。参加解放军“南下工作团”，人人都要交代过去的经历，他讲了这件事，于是被认为“有历史问题”，不可信任。
汪先生被丢在武汉第二女中当副教导主任。他不喜欢这差事，另外，出发前结了婚，长期跟太太分居也不是个事。1950年7月，他回到北京，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北京文艺》和《说说唱唱》当编辑。汪先生觉得共产党很先进，学着别人申请入党。但人家认定他有“历史污点”，门不当，户不对。
汪先生本来就不是很有进取心的人。因为不适应新的要求，他好几年没有写自己的东西，安安静静地编杂志。1954年，领导说要纪念吴敬梓逝世两百周年，叫汪先生在《儒林外史》里找题材搞个戏。他写了京剧《范进中举》。
改编古典文学，跟时政无关。汪先生从小就喜欢唱京剧，在西南联大经常参加戏迷的活动。另外，他还想跟京剧“闹一阵别扭”。
汪先生学艺术理论。他觉得，“京剧文化是一种没有文化的文化”，所以正在走向衰落。“有的唱词不通到叫人无法理解，不通得奇怪”。《二进宫》全剧几乎没有一句是通的。其中有唱词说“李艳妃设早朝龙书案下”。一个小学生写信问演员：“李艳妃怎么会跑到书桌底下去设早朝呀?”搞到那名角大为尴尬。 于是汪先生想把京剧改造一下，给它添点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