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滔滔不绝议论夹抒情的叙述模式
在散文中运用议论和抒情的的手法很正常，也很必要。许多散文大师都有妙用议论和抒情的佳作，画龙点睛，升华主题。像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背影》，杨朔的《荔枝蜜》，秦牧的《土地》，史铁生的《我与地坛》。而余秋雨散文中的叙述很独特，叙述中夹着议论，议论中又不泛抒情，知性与感性揉和在一起，且篇幅很大，在议论中渗入强烈的感情色彩，成了余氐散文的重要特点。
在《道士塔》中，叙述了王道士将珍贵的敦煌文物廉价地卖给外国传教士后，作者感叹不已，“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泻，，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倾泻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
在《流放者的土地》里，他赞叹苦难中的友谊，“我敢断言，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最珍贵、最感人的友谊必定产生在朔北和南荒的流放地，产生在那些蓬头垢面的文士们中间。其它那些著名的友谊佳话，外部雕饰太多了。”
在《苏东坡突围》里，他用诗化的语言倾泻对大师的同情及对小人的憎恶，“小人牵着大师，大师牵着历史。小人顺手把缰绳重重一抖，于是大师和有中国特色成了罪恶的化身。一部中国文化史，有很长时间一直把诸多文化大师押在被告席上，而法官和原告，大多是一群挤眉弄眼的小人。”有人嘲笑余这段文字太矫情，做作。我认为是余真实的情感和思想。他父亲在文革中被整十年，叔叔在文革中因喜爱红楼梦被批判而自杀。自己也受到小人的告密被审查，他在多处文字中对小人痛加批驳，由自己的经历联想到苏东坡的人生磨难而发感叹，甚至有些夸张，但这是他内心世界真实的想法。至于比喻是否形象准确，是否为读者接受，那是另一回事。
在《柳候祠》中作用一段诗化的语言为中国的文人作了全方位的评介“唯有在这里，文采华章才从朝报奏摺中抽出，重新凝入心灵，并蔚成方圆。它们突然变得清醒，浑然构成张力，生气勃勃，与殿阙对峙，与史官抗争，这普X皇土留下一脉异音。世代文人，由此而增添一成傲气，三分自信。华夏文明，才不至全然黯暗。朝庭万万没有想到，正是发配南荒的御批，点化了民族的精灵。”这段文字哪是叙述，哪是议论，哪是抒情，如果用作高考题目，还真的有难度，这就是典型的余秋雨话语模式。
余秋雨的许多评论富有哲理，而且有语不惊人誓不休的雕饰，“理性的启蒙，良知的传递，文明的呼吁，能在多大程度上阻止这类恐怕的灾难”，表达了对纳粹行为及思想的警醒，也包括对中国文革中的狂枉与愚昧的反思。“人生在世，可以没有功业，却不可以没有友情。以友情助功业则功业成，以功业找友情则友情亡。”肯定人的情感是生存立命的基础。“人类伟大而又无奈。只要时时仰望太空，面对旷野，就会什么也不在乎了，最后只剩下两个字：善和美。”呼唤真善美是人类走向文明永久的课题。
余的过多的议论夹抒情使文章显得啰嗦，有些地方也有娇情做作。《莫记窟》一共有四段，第二段用主要篇幅写敦煌壁画的历史与特色，从汉到元，看似夹叙夹议，实是议论为主，文字华丽内容空泛，游离于文章之外。还有不少地方余的议论给人一居高临下的感觉，显示作者无所不知、无所不解、无所不感的智者和导师地位，这也许与余先生的经历有关，教授学者，常常在课堂上传道授业解惑，也自然地流露在文章中。但正如余自己所说，在文章中作者与读者是平等的，是心的交流，爱的传递，对读者说教那怕是对的，读者也不会买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