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无疆》第三方位
首先将自己定位为“行者一个”，而不是文化商人、作家、学者或者大学教授。这是在最近央视知名栏目《艺术人生》中面对观众质疑：这位“文化明星”到底有多少作秀的成分?余秋雨的回答显得平静而智慧。
他自从十五年前走出书斋，用自己的眼睛和脚步实地考察，进行文化苦旅，他的足迹越行越远，从国内走到国外，从中华文明走到了其他文明，“通过旅行的方式来考察人类的各大文明”。既从其他文明来审视中华文明，又从中华文明来察试其他文明。《行者无疆》是余秋雨欧洲之旅的考察结集。此书中对中华文明和欧洲文明的多方面比较，突破了两极方位，而是一直保留着更庞大的第三方位，即一切文明的对立面。
前些天一位芬兰教授对他说：“想不起哪个欧洲旅行家走欧洲走得你们这样长，据说以前你还冒险走完了那条目前世界上最恐怖的路，当然还要加上中国……”选择行走考察，余秋雨深感亲临现场的感受和得到的原始真实是读书斋文字无法代替的，一路上产生很多疑问，边走边寻找答案。对文明和与之对立的蒙昧、野蛮的思考依然是他为人为文的主题。
“像是在森林里走疯了的人，全然不知道什么是恐惧。也遇到过盗贼拦路、树顶泼污、夜禽环视、枭鸣如歌，但天际还有隐隐月光，远处还有朋友的呼声，我没有在半路失踪……”“于是今天晚上我要站在北极圈向十五年前刚下决心的自己禀报一声：我走完了。”
他走过南欧：“废墟，大海，流浪，历史常常从这里出发。”
他走过中欧：“森林，山丘，古堡，历史常常在这里隐藏。”
他走过西欧：“热闹，精致，张扬，历史常常在这里转折。”
他走过北欧：“苍凉，寂寞，执着，历史常常在这里凝冻。”
他来到庞贝古城废墟，久久驻足那两个剧场，看到了人体遗形，特别是庞贝废墟中这位抱肩蹲地的工人，“仿佛是又一座《思考者》雕塑，思考着人类如何异化为劳动对象，然后以身作则。记得马克·吐温在一篇文章中说他在这里见过一具挺立着的庞贝人遗体，非常感动。庞贝城灾难降临之时，倒是处处闪烁着人性之光。除了马克·吐温提到的那位城门卫士之外，除了很多人体遗形象表现出的保护儿童和老人的情景之外，我心中最高大的人性形象是一个有名有姓的人，他就是《自然史》的作者老普林尼(Gains Plinius Caecundus)。”
他来到叫罗马的这座城市。给它这个词叫“伟大”，“伟大是一种隐隐然的气象，从每一扇旧窗溢出，从每一块古砖溢出，从每一道雕文溢出，从每一束老藤溢出。但是，其他城市也有旧窗，也有古砖，也有雕文，也有老藤，为什么却乖乖地自认与伟大无缘?” 余秋雨认为：“罗马的伟大，在于每一个朝代都有格局完整的遗留，每一项遗留都有意气昂扬的姿态，每一个姿态都经过艺术巨匠的设计，每一个设计都构成了前后左右的和谐，每一种和谐都使时间和空间安详对视，每一回对视都让其他城市自愧弗如，知趣避过。因此，罗马的伟大是一种永恒的典范。欧洲其他城市的历代设计者，连梦中都有一个影影绰绰的罗马。”
余秋雨的欧洲之旅几乎周游列国、走遍主要城市，他对巴黎等各大城市的景观、印象都有文章，他以为“世上有很多美好的词汇，可以分配给欧洲各个城市”。“每一座城市都会有一个主题，往往用一条中心大街来表现。是尊古?是创新?是倚山?是凭海?是厚土?是广交?……”最有趣的是他给曾经举办过奥运会的巴塞罗那写了一篇《流浪的本义》，说“巴塞罗那的主题很明确，是流浪。”
早在离开书斋出行后不久，他就在旅途中意识到了自己的使命。眼界越走越宽，脚步越行越健，万千气象纳入胸怀，运谋成篇。八年前旅行过半，曾有记者问他为人为文的主题，余秋雨回答道：“至少一个最原始的主题：什么是蒙昧和野蛮，什么是它们的对手——文明?每一次搏斗，文明都未必战胜，因此我们要远远近近为它呼喊几声。”他写道：“德国诗海涅指出：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歌德成了三头统治，只有这三座高峰。但是歌德出生太晚，并世而立的只有两头，同在欧洲，却隔着大海，当时两个国家还对立着”。
而当时东方也站立着一位文化大师，那就是中国的汤显祖。二十世纪前期，一位叫青木正儿的日本学者第一次把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相提并论，他庆幸东西方的戏剧诗人同时活跃在世界，而让他奇怪的是，在莎士比亚去世的次年，汤显祖也去世了，追得很紧。中华文化曾经有过至正至大的气魄，那时的文化人生存基座不大，却在努力地开拓空间，开拓未知空间，开拓创造空间，开拓接受空间，为此不惜一次次挑战极限。今天的文化人不管有多少条耸人听闻的“学术理由”，如果只是一味求小、求僵、求玄、求偏、迟早会让大家丢人现眼。
余秋雨在《行者无疆》书中对中华文明和欧洲文明的多方面比较，突破了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两极方位，而是一直保留着更庞大的第三方位，即一切文明的对立面。“为此，中华文明愿意以更谦和的态度来体察欧洲文明的甘苦冷暖，并虚心求教，不管欧洲文明什么时候也能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中华文明。”这就是余秋雨，一个学者，不，还是按他自己的说法，一个行者立足“第三方位”的独特看法与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