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传统的汰选
余秋雨先生在《山居笔记可怜的正本》一文中说：“其实我是在选择走路”，“这些年我还把较多的精力花费在促进中华文化不同方位的相互认同、相互理解上，这是很多朋友都知道的，这也是一个逐步明确的文化选择。”[2]13
民族文化的伟大精髓在于它的凝聚力，余秋雨的散文处处显示着对这种凝聚力的追询。《乡关何处》一篇从古人充满宇宙意识的超验之问起笔，落脚在散文的抒情主体对故乡――人生归途的探询。以吞古纳今之势，领殊启一之方对民族的“故乡情节”进行了一次充满感情的梳理。但这民族的“乡关”既不在那一重名山大川，更不在那一重城镇宫殿，而是落在了以河姆渡人、阳明、朱舜水、黄宗羲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人中，余秋雨笔下的这些文化大师们争相从传统文化中寻找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人人欲想达到而人人无法完全达到，形成了那个既遥远又切近，既身在其中而又无法完全进入的“乡关”。《笔墨祭》《风雨天一阁》《千年庭院》等篇都明确涵示了这一观念。
对于中国文化的复杂性、包容性、多样性，余秋雨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千年庭院》《狼山脚下》《寂寞天柱山》等篇什一起汇成了这样一个命题，在传统中国，真正富有活力的文化尤其是学术文化往往是非官方性的。中国的学术文化，似乎总是在轮回中发展，富有生命力的学术文化产生于官方以外，官方先是压抑摧残，既而认识到其“实用价值”，便取来为己用，但不久便使其僵化乃至断气，只好再由其他官方的学术文化补充养分甚至取而代之，中国文化的这种运作机理给传统文人以中国式的悲剧定位，朱熹及其学生之死便是典型的例子，但这也正给传统文人提供了内在驱动力和广阔的历史舞台，并由此建构起他们真正的文人品格。余秋雨正是通过对朱熹类型传统文人的赞扬，肯定了这一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文化命运机理的合理成分，并进而为困惑的现代文人寻找心理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