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一、谈“小人”
附 文外心镜（四篇）
一、答学生问
二、我做了模特
三、没那么重要
四、酣睡寒风中
作者简介
余秋雨，1946年8月23日出生于浙江省余姚县桥头镇（今属慈溪市），国际著名文化史学者、文学家、散文家、作家、中国当代著名艺术理论家。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秋雨书院院长、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院长，曾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上海剧协副主席、青歌赛评委。2006年第一届“中国作家富豪榜”首富，其文化散文集，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大陆最畅销书籍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台湾、香港等地也有很大影响。海内外读者高度评价他集“深度研究、亲历考察、有效传播”于一身，以整整二十年的不懈努力，为守护和解读中华文化作出了先于他人的杰出贡献[4] 。
书名来由
余秋雨先生曾在《山居笔记》自序中解释过“山居”的来由：
“海内外研究成果积累得比较完整的是香港，于是我总是利用前去讲学的机会在那里贪婪补课。记得前不久一位曾经多次撰文批评《山居笔记》’硬伤‘的先生直接给我来信，说又发现我的一处论述在国内某大学编印的资料上找不到根据，我回信感谢他来信探讨之诚，并说明那项资料早已被海外学术界严密论证，详细资料存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库房，答应下次去时复印一份送给他。香港中文大学在山上，我当时为了钻研资料栖居一处设备简单的集体宿舍叫曙光楼，因此有了’山居‘的说法。”
作品鉴赏
《山居笔记》并没有比《文化苦旅》有所进步，它的核心概念在前一本书中已经全部出现了：对文明盛衰的感慨，对尊崇文化的呼吁，对健全人格的向往。它的写作模式也没有什么变化：先由一件什么事起头，在巧合和偶遇中，发现了一根什么线索，然后“目光遥遥地投向历史的深处”，一篇文化散文诞生了。
《山居笔记》发扬的是《文化苦旅》中的根本性缺失：在文化单一前提下的文化决定论。这是余秋雨的一贯思路。在《文化苦旅》中，借助山水的记叙，还不那么显眼，到了《山居笔记》，这层依傍没有了，这点便愈发见得分明。《天涯故事》，作者随便拈出几个历史人物，就敢断言海南文明是“女性文明”，从此便洋洋洒洒议论开去。要在几千年的海南历史中找出骁勇善战、剽悍迅捷的例证，决非难事。所以还可以比余秋雨更全面地说海南岛是“两性文明”。《遥远的绝响》，劈头一句话就判定了魏晋名士多被杀是因为他们有能力辅佐各个“统治集团”；“文人成批被杀”；这个问题不解决，后面的文字就成了为议论而议论，为抒情而抒情。然而不管，径自写开去。试参看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才能知道什么叫做史家眼光。
再来看作者颇为自得的《十万进士》，如果科举史实叙述还大致不差的话，最后的一句问话充分显现了余秋雨的思维方式：“灿烂的中国文明，繁密的华夏人才，究竟中了什么邪，要一头钻进这种鬼火、呻吟和恶臭里边？”在余秋雨眼里，科举制度就成了中国文明的代表，考举者也就囊括了华夏人才。经过余秋雨一解剖，才发现，原来中国文明史就是如此简单，简单到一篇散文就可以总结出一个文化命题！
要批评的，不是余秋雨史料的错误，不是《山居笔记》煽情的写法，甚至不是余秋雨喜欢标举的文化高调，而是它们背后的思考进路。史料到了余秋雨手中，往往成了随意拿捏的泥团；抒情议论对于文化散文，通通是朱红青紫的颜料，一篇文字旁征博引，花团锦簇，还有“文化”的光环，可是作者的结论靠这些东西是推不出的。一次两次不觉得，读多了就能感觉到。
这里我要引用一位父执信中的话：“他（余秋雨）写到的别的地方，如道士塔，没有去过，不好评说。但如都江堰，太熟了，就不免觉得他有点‘洒狗血’……”“洒狗血”是京剧术语，意指造作、不真实的作派。《霸王别姬》里程蝶衣骂从花满楼赤脚逃出来的段小楼的相好，就是：“那就别在这儿洒狗血了。”汪曾祺在《泰山片石》里称扬杜甫的“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说李白的“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就有点洒狗血。
颇疑心余秋雨的走红，是因为他的文化姿态而不是散文成就。是啊，谁不说俺家乡好？一篇《抱愧山西》，山西人时常称引；一篇《千年庭院》，湖南人自然大悦；《乡关何处》更是算得造福桑梓。更重要的是，他给了读者一个可以轻易感知、简单把握的“文化”。本世纪谈中国文化者，往往陷入非褒即贬的怪圈，但余秋雨不。余秋雨颂扬文化，是以反思的姿态颂扬；余秋雨批评传统，是以继承者的身份批评。所以余秋雨的文化散文是那么的容易为国人接受，在海外流行[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