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时英小说中存在大量互文性创作，施蛰存曾说“他的小说技巧和作风就是这种别人的好思想、好辞句的大融化”。在这种“大融化”中，其创作与戴望舒诗歌的交错和依赖是突出且刻意的。他的小说是在与他自己、自己精神上的“同道”以及阅读史的关系中完成的。
四
刘呐鸥发表于1932年11月《现代》第2卷第1期上的《赤道下――给已在赴法途中的戴望舒》讲述一对年轻夫妇在热带岛屿上发生的故事，小说本身与戴望舒并无关系，但副标题却唤起对暂时淡出国内文坛视线的戴望舒的记忆。施蛰存、杜衡及穆时英等人为赴法的戴望舒送行的照片以《达特安邮船上之戴望舒》和《送诗人出帆》为题刊发在1932年11月《现代》第2卷第1期上，之后，除了不断发表戴望舒的诗歌和译作外，《现代》杂志上始终保持着对身在海外的戴望舒的密切关注和回溯。因此，即使撇开“现代派”诗歌创作，《现代》杂志也足以堪称戴望舒的“大本营”。
徐迟是在戴望舒留学归来后才加入“现代派”的，但他同样也以文学创作的形式向他所仰慕的“现代派”大诗人致敬。其发表于1936年第1期《六艺》的小说《月光下火柴下的恋歌》通篇回旋的就是戴望舒诗歌的调子，主人公“我”唯一明确的身份是戴望舒诗歌的读者：“取了外衣，又取了刚从弗兰西从西班牙回国的诗人的诗集。我爱过那些诗，我为他们谱上过音符，我背诵过他们，把想象的一个一个雕刻艺术品蔓罗入我的心的陈列室”，“我”与恋人的活动是在月光下“读到诗人的怀乡病，诗人的自我素描，诗人的夜行，诗人的爱情吐露与隐秘”;情话便是“给我诗集”;并且又借火柴诵读“一根火柴，够读一首八行至十二行的戴望舒”;作者甚至借“我”之口直接表达对诗人的颂扬：“望舒的诗可不是好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