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童年生活中张爱玲过早接触到无情的现实，使敏感内省的她对人的信任产生了根本性的动摇，初步形成她的悲观思想，那么她长大以后碰到的社会现实和生活着的时代背景则进一步加深了这种悲观。张爱玲生活在乱世之中。她在香港读书时，爆发了太平洋大战，香港沦陷了，这期间，张爱玲与同学担任防空员和护士，感受到战争的灾难下所暴露的人性弱点，时代性的悲哀不时向她袭来。她认为“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在乱世中，“'人’是最拿不准的东西”，谁也无法预料明天的事，“我想到很多人的命，连我在内，都有一种郁郁葱葱的身世之感”，身世之感在这里不是普通的自伤自怜，而是一种对自身命运无力把握的感伤。因为对自身命运无力把握，所以，人们大都没有安全感，只能下死劲抓住一些熟悉的、实在的东西来傍身。这东西可能是金钱，也可能是男人，总之，能给人带来暂时的安稳。“将来的平安，来到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们的了，我们只能各人就近追求得自己平安”。至于感情，那并非活下去的首要条件，在无力顾及时只能置之不理。这是一种时代性的悲哀，当这种悲哀注入到张爱玲身上，与她原先个人的伤感相契合，从而使她成为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张爱玲着重刻画女性情感世界的“千疮百孔”，正是她这种悲凉人生观的流露。
总之，张爱玲笔下的女性问题在无助的环境中生活，本身的情感又是苍白荒凉的，这是张爱玲独特的感受所决定的，张爱玲小说中人物情感的贫乏，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悲哀，这也是张爱玲小说思想价值的所在。同时，这一思想又是通过对日常生活的细节体现出来，更见张爱玲小说的艺术魅力。这也正是她小说经久不衰的原因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