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下层的劳动女子：典型的如阿小(《桂花蒸·阿小悲秋》)、月香(《秧歌》)、小艾(《小艾》)。
张爱玲的好友炎樱曾说“秋是一个歌，但是‘桂花蒸’的夜，像在厨里吹得箫调，白天像小孩唱的歌，又热又熟又清又湿。”她们因为生活的阶层让我们不难发现张对于她们的笔触是居高临下的，有同情有惋惜却没有表面沉默然而背后歇斯底里的挣扎，她们最多的表情是漠然，她们限定的范围只有她们自己，张的描述如此真切，这源于这位上海小姐童年生活的积淀和其本身对于这个世界隐喻。因为生在大家庭，张爱玲幼时常接触的是仆人。她的自传性散文《私语》中对仆人的记忆满怀着一腔亲切。她的妈妈似的佣人“何干”，看小弟弟的“张干”，好玩的“疤丫丫”，给张爱玲讲《三国演义》的“毛物”，这皆是小爱玲给他们起的别号。尤其是那位看小弟弟的“张干”，使小爱玲在偌小年纪便有了一种本能女性意识。张干常有一些重男轻女的论调，这使爱玲不能忍受，每每要与张干争个清爽。毕竟是幼小孩童，争不过时，便自家发起志愿，一定要“锐意图强，务必胜过小弟弟”。碰到需要问张干的事情，便也执拗地不去问，“为了一种奇异的自尊心”。而这一切又让我们发现在张看似冷艳的笔锋下其实一直保存着一丝温存。
张爱玲笔下的上海与女人们充斥着一种无奈与悲哀但并不在她的文字里显露出她的追问和挣扎，但她却能把读者的心凿成一眼枯井，又让眼里慢慢地浮起一颗冰凉的泪珠。有的作家可以借助天赋取人生的在义和抵达文学的底蕴，张爱玲就是其中的一个。这样的作家，往往也是歧义丛生的作家，各种各样的读者可以因程度不同的智识水平领精髓或攫取片断，而偏偏这些片断也是迷人的。危险正在于此。她可以把一个愚蠢的女人变得更加愚蠢，从这个意义上讲，张爱玲是一个危险的作家。很多女人是无法领略她深刻的那一面的，她的那一面是山的那一面。前段时间，王安忆在《文学报》上有篇短文，说得很好，她说，张爱玲凭着一个天才女性的直觉把人生这个东西看透了，因此而虚无，但她用一些琐碎化解了这种虚无，用王安忆一句很精彩的原话讲，就是“她在虚无的边缘把自己打捞了上来。”对于一般女读者来说，张爱玲的琐碎被曲解和放大了，手段变成目的，并产生了巨大的激励作用，让众多女人一见倾心，并因此坚定了原本比较模糊的生活信念——这就是投身世俗，拒绝精神的磨砺和升华。
张爱玲的作品中沦陷的大上海下女人在寂寞中的挣扎与无助，未尝不是作者自身生活经历和感情体验的一种回味与表达，不管是算作夫子自道，还是戴着有色眼镜为别人画像，张爱玲尽其可能绘制了她所认识的女性形象，虽则她们的身份、性情毫无雷同之处，但却同是同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的女性，她们乘着同一辆“女性”的车，受惘惘的命运的挟裹，运行在轰轰的时代的隧道里。而她们留给上海及后世的是张爱玲想表达的那怕跌到梦已碎，依旧要为自己活下去的自信与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