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党还派她参与湖南省妇女进步团体——省女界联合会的领导工作，改组后机关移落星田第一女师附小内办公。不久，青岛、上海相继发生惨案，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帝国主义制造“五卅”惨案，声援青岛、上海工人阶级的反帝爱国正义斗争。为此，青沪惨案湖南雪耻会应运而生，缪伯英与徐特立、毛泽覃等被选为执行委员，领导开展罢工、罢市和罢课以及查禁销毁仇货的斗争。
在她的指导和发动下，长沙女学生成立了女子宣传队、女子纠察队和女子募捐队，奔走于大街小巷、车站码头。最为壮观的是6月5日举行的游行示威，各校学生，高举校旗，昂首前进，队列整肃，群情激愤。时天下大雨，男生多赤足草鞋，女生是袜套草履，全无雨具。雨水淋湿了衣襟，他们一手抹着头上的雨水，一手振臂高呼口号，旁观者无不为之感动。
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使赵恒惕军阀政府坐卧不安。赵恒惕对长沙进行戒严，“宣传过残者斩!”“扰乱秩序者斩!”的布告，比比皆是，有的爱国人士遭到杀害。为了救济参加爱国运动的受难者，缪伯英以省女界联合会的名义，邀请省会各社团负责人在第一女师附小开会，筹备成立济难会，她被推选为筹备委员会主席。
1925年6月25日，26岁的缪伯英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取名何重九。她外出为革命奔走，时常不能按时回家，因此，重九刚出生，就由她母亲照料。当时，她弟弟缪立三正在读初中，参加了募捐队，投入了声援五卅罢工工人的学生运动。缪伯英常有意地给他讲一些道理引导他说：“帝国主义这个东西不打是不倒的，你看英、日都是一个不大的岛国，为什么能欺负我们这个大国呢?因为它们军事力量强。弟弟!你初中毕业后，最好去学习军事，为打倒帝国主义做好准备。”
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缪伯英以湖南代表的身分参加了会议。她与出席会议的左派代表一道，在会上坚决揭露和斥责了“西山会议派”的分裂行径。回到长沙后，她领导省女界联合会筹备湖南省纪念三八节大会，并担任大会的主席。她邀请陈章甫、周以栗等著名共产党员登台演说，扩大了我党的影响。接着，她又与李维汉、罗学瓒、陈章甫、周以栗、夏明翰、肖述凡等人，共同组织了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湖南纪念大会。会上她作了《广州政府之近况》的演说，把广州国民政府厉兵秣马、准备誓师北伐等振奋人心的消息，传到了三湘四水。
1926年，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消息传来，激起了湖南人民极大的愤怒。缪伯英主持召开湖南妇女追悼北京死难女烈士大会，并担任大会主席。大会发出六项通电，呼吁“全国人民应继续奋斗，驱除段贼，废除不平等条约，实行民族革命，以慰诸烈士之灵”。
在广州国民革命政府北伐前夕，湖南人民驱赵运动高涨，成为反对此洋军阀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了推翻赵恒惕在湖南的统治，长沙市民3万余人在教育会坪召开大会，提出《对湘主张之二十四条》，组织了带有政权性质的湖南人民临时委员会。缪伯英作为妇女界代表，当选为委员，并且与周以栗、张汉藩三人担任常委，参与领导了轰轰烈烈的驱逐军阀赵恒惕、组织人民群众积极迎接北伐的斗争。3月11日，赵恒惕被迫宣布“辞职”;12日，在强大的群众压力下，自长沙逃走。
不久，吴佩孚调集精锐部队南下，向湖南进犯。与此同时，北伐军挥戈出师，双方屡战激烈。缪伯英亲率湖南学生慰劳队、红十字救护队和女子宣传队，赴前线慰问，救护北伐军伤兵，发动群众响应国民革命。
在武汉和上海的不懈斗争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取武汉，大革命的中心移到长江流域。何孟雄从北京调来，担任中共汉口市委组织部部长。此时，缪伯英也由党派到武汉。他们夫妻又往一起战斗了，住在武昌东湖。
缪伯英的公开身分是湖北省立第二女子中学训育主任，实际上是协助中共湖北省委妇委书记蔡畅做妇女工作。在她去湖北时，她父亲把跟随了自己多年、贫苦老实的族侄缪位荣推荐给她，一同前往。缪位荣一面帮助她带小孩、搞家务，一面以捡字纸为由，做秘密交通工作，从中沟通妇委与国民党省党部妇女部部长李文宜、省妇女联合会负责人赵君陶的联系。
1927年7月中旬，汪精卫集团背叛革命。武汉三镇顿时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党中央被迫转入地下活动，9月间迁往上海。由于斗争需要，10月初，党组织调何孟雄、缪伯英到上海工作，缪位荣、何重九同行。
在上海，缪伯英任沪东区委的妇委主任。何孟雄先后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省农委和军委负责人、沪东和沪中区委书记等职。缪伯英在华夏中学谋得一个公开的职业，担任物理教员，为了便于开展地下工作，她曾化名廖慕群。
1928年3月20日，她又生下女儿何小英。上海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势力盘根错节的地方，斗争环境很险恶。缪伯英胆大心细，处事慎重。她多次对缪位荣说：“我们如果有两个晚上不回来，你就赶快搬家，以减少不必要的牺牲。”
当时他们住在租界内，一有情况发生，就提前搬家。为了搬家不引起别人的注意，需要找到借口，缪伯英就装做与丈夫何孟雄吵架。遇到紧急情况时，他们干脆把家丢弃，只身走掉。
他们食无定时，居无定所，时常天未亮出门，深夜方归，回来还要继续工作。缪位荣在回忆那段生活时说：“对那种紧张而又危险的生活，开始我还不习惯，有时晚上被惊醒过来后，好久睡不着觉。但我发现他们很坦然，也就放心多了。我在伯英的教育下，逐步树立了为被压迫人民求解放的决心，觉得自己的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也学会从容不迫地处理突然情况了。”
缪伯英是我党具有较深理论修养和丰富实践经验的干部，而且一直战斗在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和学生运动的第一线，在白色恐怖下，日以继夜地为党工作。长期清贫而不稳定的生活，把缪伯英本来就不强壮的身体拖垮了。
1929年10月，她突然得了伤寒病，送入上海仁济医院，因抢救无效，溘然辞世，时年30岁。伯英在病危时，对何孟雄说：“既以身许党，应为党的事业牺牲，奈何因病行将逝世，未能战死沙场，真是恨事!孟雄，你要坚决斗争，直到胜利。你若续娶，要能善待重九、小英两孩，使其健康成长，以继我志。” 缪伯英辞世后，灵柩存放在上海扬州会馆。会馆改建时，曾登报通知各户迁出，因何孟雄被捕，在龙华壮烈就义，伯英遗体就不知会馆代迁何处了。两个孩子在上海龙华监狱被监禁了一年多，后送入上海孤儿院收养，“一二八”日寇进犯上海时，失散于战乱中，至今下落不明。 缪伯英青春读书笔记【篇二】
《青春·缪伯英》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湖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湖南省妇联组织编印，湖南省委原副书记文选德作序，《湖南报告文学》杂志副主编王杏芬执笔创作，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以严谨、客观、真实、生动的原则，结合梳理权威史料，整理采访独家素材，阐述了缪伯英怎样从懵懂少女成长为一名具有坚定社会主义理想的共产党员，并对缪伯英的家庭成长环境以及求学经历作了全方位的深入解读，深度挖掘了缪伯英短暂而伟大的一生，剖析了缪伯英无悔的革命信仰和激荡的青春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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