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书中的许多细节，我们可以看出尼克松的失败好比麦克阿瑟的失败一样，是不可避免的。首先是他对媒体的反感。他写道“像丘吉尔和戴高乐这样富于创造精神的伟人们，如果也像今天的政界领袖那样备受新闻界在枝节问题上的不停轰击，不知还能否得以幸存”，抱有这样的想法也不难理解他在水门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了。在《福斯特对话尼克松》中，在最后，他明确的表露了自己的观点，
当总统去做那些窃听电话的事情的时候，那便不可以被称之为犯罪了。显然，他将自己放在了法律监管的范围之外了。这便成了他的悲剧。在半总统制的法兰西，戴高乐凭借着自己超然的地位有凌驾于政党和法律之上的权威，而在总统制下的美国，尼克松的东施效颦就铸成了大错。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对目的正义性与手段的正义性的辩论。这也一直是争辩的重点。在尼克松看开，如果目的是为了追求正义则可以不顾手段的正义性，也就是说为了追求正义的目的，可以不折手段。在第四章中，他对于麦克阿瑟以专制的手段促成日本民主的正义目的赞赏有加。他写道“麦克阿瑟现实大权独揽，集裕仁天皇的全部实权和精神权威于一身。后来在亲自解决了制定新宪法、实行土地改革等最棘手的难题以后，就逐渐开始把权力一步步移交给日本人民选出的代表吉田茂”。在对伊朗国王巴列维失败的总结中，他甚至说“当危机出现时，如果让不是草率的对敌手作出种种妥协让步，而是及时予以镇压，那才是挽救伊朗免于陷入当前的黑暗与混乱的最好方法。”
乍一看，会觉得这个逻辑没有问题，但是若承认这个逻辑，在年初中东镇压反对派的叙利亚就是合法的。其实，这逻辑最大的缺陷在于逻辑的不可证。在结果出现以前，你没有办法证明结果的正义。举例说，假使巴列维镇压了，这能保证一定带来民主么，如何证明不镇压不能带来更大的自由与民主。再者，对于正义目标的追求而使用非正义手段，这本身就有损于正义目标的达成。就好比，用杀人抢劫的钱来救济穷人，这本身无任何值得推崇的。中华民族的侠义情结，使人们对这种劫富济贫很有好感。其实，孕育在这种文化中的是一种伪道德逻辑。它对于民族思想的毒害是不可估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