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边境异族侵犯，中原大地多于混战分裂后复归于统一，之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实则中华始终为中华，不过是政权更易而文化融汇，却并不曾为真正外来势力所倾覆。究其原因，有当时交通联络不甚紧密，世界尚处相对封闭之状态，故发起战争者多为周边民族；而边境民族多为夺中原政权而来，处于统治之时反倒更积极接受汉族文化，以控制下层汉族基体。现在看来，古时混战结果实则是异族与汉族间互相吸收同化而使中华民族更趋庞大之过程。
然论及中国近代之西方侵略者，这性质则大为不同。彼时正当西方资本主义萌芽、世界孤立状态被打破、航运发达，西方资产主义者艳羡中国之地大物博而催发“黄金热”，乃为利益所趋到达中国，及后更上升为整个资本主义国家之政事，便谋划发动殖民地侵略。古言“利益熏心”，西方资本主义者本为利而来，而又与中国隔千万里重洋，对于中华文化无甚了解，仅有的便也只是好奇甚或反感不理解，这利益的巨大吸引以及心理上的不甚苟同便让西人有了吞并蚕食四万万人民之中国的可恶念头。
然为何中国能在这悠久并历经周而复始分分合合的历史中生养至期颐之龄？而又在西人大举入侵时顿陷崩溃与毁灭？这似是类于“成也萧何败萧何”之事。中华民族之“德性”是其“优越的生存本能，一种新奇的、超自然的、非凡的活力”，“他们是中华民族之弱点，同时亦为生存之力量”。这一“德性”，正如书中“猪”“狗”之说，“狗往往喜欢咬弄猪，而猪只能报之为‘唔嗯’”“他甚至竟或愿意变成一只真正的猪，因为它的生活实在够舒服。所以也不致羡慕狗……他唯一所巴望的是：狗不要来纠缠他，好让他独个儿自在着”。中国倒希望独个儿自在着，倘若说西人能予中国以缓步使之自在发展，中国必是遵于自然继续温和而极缓地平静呼吸着。但历史车轮驶过一地，碾过一方，怎会忽略了庞然中国。非洲原始部落尚不得置身其外，当哥伦布的历史之船驶向非洲土地，这既是原始部落人民深重灾难的开始，也是历史所赐予的考验。而中国如此耀眼于东方，又如何能逃脱历史的磨难呢？幸而吾国因民族庞大、幅员辽阔，方勉勉强强躲过覆灭之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