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朋友从嘉义乡下，寄来了一大袋自己所种的甘薯，表皮粉红，肉质金黄。由于数量不少，妻子怕放久了会发芽或腐烂，所以拟趁着高雄阳光普照的阳春季节，将它们制作成甘薯签，以利长时间的保存。
初闻“甘薯签”这三个字，顿时让我倍感亲切，这个属于农家生活的过往记忆，业已匆匆流淌过了四、五十年的时光。甘薯签之所以会让我感觉亲切，乃是因为它曾经伴随我度过那段艰辛的物质缺乏岁月，成了童年阶段的一种特殊印记。只是没有想到，在经过这么多年岁月的消蚀之后，竟然还会意外地在这个台湾南部的都会城市中，再度被人提及，重新又被唤醒。
妻子认真地剉制甘薯签条，而我则负责将这些甘薯签拿到楼顶，以便借着春暖阳光的直接曝晒，让其成为黄韵色泽的甘薯签干。为了让这些甘薯签能够在一天之中晒干，因此必须每隔一段时间，前往将其翻动。在这上上下下、来来回回之中，童年乡村晒甘薯签的场景，似乎又重新出现在眼前。虽然尘封的记忆已经有些朦胧，但是忙碌的身影却仍印象深刻，无论是在白天的甘薯田，或是夜晚的自家庭院……
在那个物质缺乏的年代，甘薯在台湾，是稻米之外的最重要粮食作物。当时，我家虽然也栽种稻子，但是在缴税和还债之后，往往稻谷业已所剩无几了，无法支撑众多家人整年餬口的需求。因此，栽培容易的甘薯，也就自然而然成为我家平日三餐的主食。这种艰苦的生活状态，一直到我小学毕业之后，情况才有所改善。
回顾过往全家食薯的现象，就犹如那张荷兰画家梵谷（Vincent Van Gogh，1853～1890），在1885年暮春四月所绘的《吃马铃薯的人》（The Potato Eaters）油画一般，是欧洲穷苦人家的主食。虽然，这个在一盏微弱油灯映照下的祖孙三代食薯人家，桌上的主食是自家所种的整颗马铃薯，而非整碗呈现咖啡色泽的甘薯签。然而，那份在农忙之后的晚餐时分，全家一同围桌聚会的温馨场景，却是不分中外、不论时空，总是那么的熟悉而令人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