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发生在中国每一家从事器官移植的医院里。
焦灼的等待、残酷的等待、绝望的等待，32岁的张子敬(应受访人要求化名)清楚那种滋味。她女儿出生不久被诊断出胆道闭锁，死亡率几乎百分之百，肝移植是唯一出路。幸运的是她等到了肝源。
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这位年轻母亲见识了各种生死关头的等待。有人在等待中死去，有人好不容易等来了肝源，但身体已经不行了。往往昨天看起来还好好的一个人，今天已在接受抢救，或其家属已在收拾遗物。
每天深夜守在女儿病床边的张子敬，都会听到一阵阵嘶喊，“让我死吧，别管我!”声音来自一个肝昏迷的男人，由于是不容易配型的O型血，同时瘦到只能用十几岁小孩的肝源，他等待了一年。
女儿出院后第二天，张子敬听说，那个男人死了，终于没有等到。
中国的器官移植存在巨大供需缺口，缺器官，缺医生，也缺医院。
原卫生部副部长、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洁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国每年等待器官移植者实际人数为两万多人，而全国只有几百位器官移植医生，能够开展的手术在1万例左右。具有器官移植手术资质的医院只有169家，其中肝移植70多家，肾移植90多家，心脏移植的20家，肺移植的还不到20家。
“我们呼吁最少增加到300家。”黄洁夫说。
缺口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胆外科医生李照也熟悉那种等待。他连用了几个“太多了”，形容自己见过的在等待中去世的病人。
2013年，北大人民医院开始停用死囚器官——用黄洁夫的话来说，我国器官移植很长一段时间依赖从死刑犯身上摘除的器官——在李照的印象中，那一年肝源变得更加紧缺，医院仅做了数十例肝移植手术，而此前最多一年做了100多例。
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后，死囚器官源开始减少。中国肝移植注册系统公布的数据显示：肝移植数量在2005年、2006年达到顶峰，分别为2970例和2781例，2007年减少了约三分之一，降至1822例。
2015年1月1日起，中国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器官移植的供体，公民逝世之后自愿器官捐献成为器官移植的唯一来源。当黄洁夫首次向医学界同行宣布这个消息时，许多人并不理解。不少医生认为“中国器官移植的冬天到了”。
然而，黄洁夫却坚信，是春天到了。他在不同场合强调，“使用死囚器官是饮鸩止渴”。
他说，很多国家都经历过使用死囚器官的过程，但那些国家较早建立了公民器官捐献体系，而我国长期缺乏。必须要构建一个阳光透明的公民器官捐献系统，来取代灰色的死囚器官获取。
有人主张不妨“废物利用”，但黄洁夫认为，死囚器官渠道的存在，会极大地抑制公民捐献的意愿。
2015年禁用死囚器官当年，中国公民逝世后捐献器官2776例，完成10057例器官移植手术，刷新了历史纪录。2016年器官捐献和移植的数量又增长了50%。
迄今为止，已有8万多名中国公民登记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但差距显而易见：美国人口仅3.19亿，登记了1.2亿人。
今年9月，张子敬为女儿在器官移植等待者预约名单系统里登记排队。有一次，医生通知她来了一个肝源，但另一个孩子和肝源大小更匹配、情况更危急，于是她把肝源让了出去。没想到，由于等待时间过长，开腹后医生发现，孩子体内的癌细胞已经扩散，不久后那个孩子没了。
之后又是两个月的漫长等待。每一天，张子敬都陷在焦虑中，无时无刻不在想女儿能不能撑到等来肝源的那天。她认真地考虑过亲体移植，然而检查发现，她有脂肪肝，丈夫则配型失败。
有一天凌晨两点多，医生突然告诉她，来了一个“挺好的”肝源，不过需要和另一个孩子分一个。“那个孩子很紧急，可能给他分一块，他就能活。”
最终那个孩子还是没活下来，等到肝源时，他已陷入全身器官衰竭状态。
第二天一早，一小块健康的肝脏被植入9个月大的女儿体内，张子敬听医生描述，取出的坏肝已经硬得像块橡皮。
不管怎么说，她等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