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
自古至今，房子都是个永远的话题，“居者有其屋”并非一件易事。所以，杜甫高呼“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在唐代，想要“俱欢颜”的不仅仅是杜甫，就是当了一辈子高级“公务员”的白居易，也是“居不易”。
白居易小时候家里很穷，在写给好友元稹的《与元九书》中，就毫不避讳地爆料：“家贫多故，二十七方从乡试。”
虽然白居易的父亲做过徐州别驾(为州刺史的佐官，多为无实职的闲官)，但他清正廉洁，既不贪腐，也不收人贿赂，所以白居易就没有成为“富二代”，买房只得靠自己了。
白居易32岁考中进士后，做校书郎，每月工资16000文。这个薪水，不算低，但买房，还不行。一来他刚参加工作，积蓄不够;二来当时长安的房价绝对不比现在的北京、上海低。
买不起房子，做个蚁族还是可以的。“贞元十九年春，居易得长乐里故相国私第之东亭而处之。”这是白居易的《养竹记》里面的一段话，真实地记录了他当校书郎之后的居住情况：单位不安排住宿，自己又买不起房子，只好跑到长安东城的长乐里，租了已故宰相家的一个亭子住。
白居易说的这个亭子，并非我们常见的那种四面漏风的建筑，而是能遮风挡雨也能住人的场所。唐朝中后期，房租是相当低廉的'。白居易租住的这个亭子，房租每月500文，相对于他每月16000文的薪水，算是便宜到家了。
等到白居易34岁的时候，他做校书郎已经两年，就想把住在安徽宿州乡下的老妈和大哥接到城里来享福。但是，那个租住的亭子除了白居易自己外，还有两个仆人，如果再加上两个人，就显得拥挤了。白居易便想到要买一个房子。
城里房子太贵，就到乡下去买。于是，白居易去了趟陕西渭南，花了半年的工资，在渭南农村买了一所房子。
“家去省兮百里，每三旬而两入。”新房离自己的上班地点有上百里，每天回去是不可能的，只能每月回去两三趟。在马背上这么来回地跑，白居易很辛苦。
公元806年，36岁的白居易工作变动，调到陕西县(今陕西周至)当县尉。按照唐朝律法规定，地方官是不允许在辖区内买房的，要住在机关大院的宿舍里，如果宿舍住满了，就去外面租民房住。白居易此时还是单身，所以就住在机关大院的单身宿舍里。
县尉只当了一年，白居易高升，调回长安当左拾遗兼翰林学士。工资是多少呢?白居易自己说是“月惭谏纸二百张，岁愧俸钱三十万”。年薪30万文，工资还算是比较高的，但白居易还是不敢轻易买房。所以，从37岁到50岁这13年间，白居易一直是租房住。
白居易对这种租房生活挺满足的。先是住在新昌里，但结婚之后，他的夫人不愿住这样的小房子，恰好白居易调任京兆府户曹参军，官升了，薪水自然跟着涨，每月有5万文，白居易就在长安靠近闹市区的昭国里租了一所大房子。此后，白居易先后在重庆、杭州、苏州当过刺史，但一直都是租房或住机关大院。
直到公元821年，白居易50岁的时候，才在长安城买下属于个人的第一所房子。掐指算来，从32岁参加工作到50岁买房，18年的时间里，白居易绝大部分时间都是租房住，因而，他对房子是有切身体会的：“游宦京都二十春，贫中无处可安贫。”白居易当了一辈子的“国家干部”，到50岁才真正买下宜居的房子。
拓展：
白居易个人作品
主题
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一吟悲一事”，主题非常明确。为使主题更明确传达给读者，或诗题下加小序点明主题，或“卒章显其志”突出主题。其次，白诗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但白诗的诗意并不浅显，他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喻之意，取得怵目惊心的艺术效果。《轻肥》一诗描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会的气概和席上酒食的丰盛，结句却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是一幅多么惨烈的情景。
闲适诗和讽喻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喻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
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孟子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他终生遵循的信条。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三千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与元九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27]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创作主张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作品风格
语言优美、通俗、音调和谐，形象鲜明、政治讽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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