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适诗是白居易诗歌中十分重要的内容，通过对平淡生活、琐碎小事的描写，表现其随性逍遥、知足保和、委化顺性、“此心安处即是吾家”的人生态度。
白居易曾将自己所作的诗歌分为讽谕、闲适、感伤和杂律四类。其中，他把以“又或公退独守，或疑病闲居”为背景创作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一百首者”称之为“闲适诗”。《白居易集》中标明“闲适诗”的诗歌共有四卷，216首;除去白居易自己定义的216首闲适诗之外，其所有具有闲适情调的诗歌，也被认为是闲适诗，共占据白居易诗歌的70%左右。①这些闲适诗中，白居易经常提及“委顺”一词。例如：“形骸为异物，委顺心犹足。”(《归田三首》其三②)“形骸委顺动，方寸付空虚。”(《松斋自题》“冥怀齐宠辱，委顺随行止。”(《长庆二年七月自中书舍人出守杭州路次蓝溪作》)“我无奈命何，委顺以待终。”(《达理二首》其一)
“委顺”一词，本来出自《庄子知北游》的“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顺也”。“‘委顺’的‘顺’，就是‘造物者’所主宰的自然趋势;‘委’就是尽量顺从这个趋势。”③“委顺”精神作为其处世哲学，是“他迂回于儒、释、道三家思想，典型地显示出唐代文化思潮中‘三教合一’的倾向。”④同时，也是他顺应中唐的时代风气，融合自身性情气质气质与生命体验而产生的关注人生，处理现实矛盾的依据。
一、儒家思想
白居易出生于唐代宗大历七年(722)，即天宝大动乱后二十年，其祖父与父亲都是明经科出身，从小的耳濡目染，白居易自然而然选择了“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但与他的祖、父辈不同，他选择了更高层次的进士科，并开始研习儒家经典，以至于“昼课赋，夜读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与元九书》)因此白居易的精神世界里具有浓厚的儒家思想色彩，儒家理念成为他一生行事的基本原则。
他的闲适诗也受到了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在《与元九书》中，白居易写道：
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为雾豹，寂兮廖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始终之则为诗。⑤
这段话中的“兼济”“独善”，出自于《孟子尽心上》，体现儒家的经世致用思想。他认为在仕途中，抓住机遇，就要“陈力以出”，努力作出一番成就;失去“时”，便该“奉身而退”，“独善其身”。这便促成白居易的“委顺”精神，遵循人生发展的规律。“独善”是在白居易面对被贬或者其他挫折时所奉行的人生准则，从容面对官场中的“退”，尽量顺从这个趋势。面临人生挫折时，他不是自怨自艾，悲愤难鸣，而是坦然接受，寻求内心的闲适与安定，使“进”“退”的人生得到平衡。
在白居易的闲适诗中，经常可以见到白居易因“委顺”而解脱烦恼，得到内在心情的协调。如《达理二首》其一：“我无奈何命，委顺以待终”;《长庆二年七月自中书舍人出守杭州，路次蓝溪作》：“置怀齐宠辱，委顺随行止;我自得此心，于兹十年矣”。白居易知晓自己无力对抗命运，便抱着委任顺之的生活态度，任时运、任荣辱，泰然处之，使精神意识与社会环境契合圆融，以求得身心俱适、逍遥自得的精神境界。⑥儒家经典对白居易“委顺”的人生观具有导向作用，白居易《永崇里观居》：“寡欲虽少病，乐天心不忧。何以明吾志，《周易》在床头。”而《周易系辞上》的 “乐天知命故不忧”，正是贯穿了白居易一生的处世哲学。正如他在《病中诗十五首》中说：“若问乐天忧病否?乐天知命了无忧。”他对“封建君主翻云覆雨的驭臣之术”⑦以及朝廷当中政党之争的利害关系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因而他承认命定，安分守己，不与命运作无谓的抗争，而是顺从命运的安排，以委顺乐天的心态，排遣他仕途受挫后的烦闷，寻求更符合他心灵上舒适自得的处世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