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人》写于五四运动落潮期，发表在1921年4月份出版的《小说月报》第12卷第4号上。这一时期北京的社会状况，用鲁迅的话说：“北京虽然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但自从支持《新青年》和《新潮》人们，风流云散以来，一九二O至一九二二这三年间，倒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这个时期，青年们曾经的那些昂扬的激情已经消退，热烈的运动已经过去，取而代之的是虚空的苦闷，许多青年从乐观救世急遽地变为悲观恨世，从悲观恨世再跌入厌世自戕的灭顶之灾，于是“自杀者日众”成为了当时常见的怵目惊心的现象。有的青年洁问道:“这样纷乱的国家，这样黑暗的社会，这样萎靡的人心，难道青年除了自杀之外，还有别的路可走么?”作为一位有社会责任感的文学家，冰心对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非常敏感，在北京这个“寂寞荒凉的古战场”上，她的责任在于唤起这类青年的“新的活力”。《超人》及其主人公何彬的创造，就基于这一目的。这也是冰心在“人生派”的大旗下，积极为人生的表现。
《超人》在当时一经发表即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讨论。赞扬推崇者以矛盾为代表，作为第一个读者兼编者的他，曾化名“冬芬女士”在小说末尾附加《冬芬附注》，说“雁冰把这篇小说给我看过，我不禁哭起来了!谁能看了何彬的信不哭。”矛盾的话体现出相当一部分人对《超人》的观点——这部作品具有强烈的动人力量。与之相对的则是成仿吾，他在《评冰心女士的<超人>》一文中表达了自己对《超人》一文的批评，指出小说的诸多问题。我个人较为认同成仿吾的观点，在这里就详细说明我对《超人》这篇小说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