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的故居，最辛劳的要数门槛了。它要承载参观者或轻或重的步履，这脚印当然比不得落叶抚过来得温存，更比不得风儿漫过来得清爽。又何况，这老门槛迎来的并不是它旧日的主人，它听到的大抵是游人的感慨和照相机的快门跳动的“咔嚓”声。稍好一些的，也无非是怀着凭吊情怀的人发出的几声叹息。我想这门槛在寂静的深夜，也许会为自己身上无端地沾染了陌生人脚上的尘土而感到难过，它也许会捂着被践踏得伤痕累累的脸，对着屋顶的残瓦或者天井中的老树哭泣。
我是迈过鲁迅故居的门槛的，我不敢踩它，怕那像历史卷轴一样的门槛会被踏碎。天色本来就阴沉，再加上人多嘈杂，已经消去了我对这老屋的兴趣。只记得它很大，门是一重接着一重的，所有的房间都陈设着古旧的家具和器皿，它们就像老人们历经沧桑的眼睛一样，沉静而又略嫌冷淡地望着我们。屋子没有大窗口，那栗色的窗子又一律是木格的。木格很细碎，就仿佛是横在窗上的一把把剪刀一样，把进屋的阳光给凭空剪得零落而黯淡，所以几乎很难看到一间阳光充足的屋子。当年的“迅哥”流连在这样的深宅大院里，住在这样永远暮气沉沉的房子里，他对外部世界的关注就会更为迫切了吧。而由这寂静和昏暗生发出的幻想，也会像河里游荡的小鱼一样活跃。
这是绍兴，而绍兴在我的心目中就是鲁镇。在听过了一场让人失望的“社戏”后，我与几位朋友寻到了一处大排档，已是子夜时分了。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大排档正在高潮上。那排档是南北向的一条长巷，有些歪斜，而正是这歪斜，使它显出了随意、世俗和浪漫的气息。巷子里湿漉漉的，这当然不是雨的滋润，而是摊主洗菜时泼出的水。摊位一座连着一座，清一色的塑料棚顶，每个棚子大约放四五张圆桌，每张桌都能容七八个人。摊前的煤火通红通红的，炒菜的声音和着摊主招徕客人的声音，让人觉得亲切和温暖。我们要了炸臭豆腐干、咸蛋黄炒南瓜丝、爆炒黄泥螺、辣椒鳝丝、盐水煮茴香豆等菜，叫了一壶酒。酒不用说，一定就是孔乙己和阿Q都喝过的黄酒。酒被温过，未放城市里时尚喝法中要加的话梅、姜丝、冰糖等调味品，因而纯正醇厚。我们先前还比较文雅的吃酒谈天，后来酒喝得人情绪飞扬，几个人就开行酒令，又笑又叫着，好不快活。这种时刻，我心中鲁镇的影子一闪一闪地呈现了，我嗅到了一股旧时中国生活的气息。我仿佛看到了孔乙己穿着长衫站着喝酒的情形，他用尖细的手指在柜台上排出一文一文的铜钱;我还看到了吕纬甫在酒楼上讲述两朵剪绒花故事时怅惘的神情。我甚至想，如果不远处的护城河下泊着一条船，我们登得船上，在夜色中划桨而行，一定能够看到真正的社戏，喝到戏台下卖的豆浆。如果碰到一个老旦坐在椅子上咿咿呀呀地唱个不休，我也一样会烦得撑船就走。如果偷不成别家的豆子在船上煮着吃，就姑且偷一缕月光来当发带，束着我随风飘扬的长发。夜越来越深了，是凌晨时分了，我们却毫无睡意。这时忽然来了一个瘦弱的孩子，胸前斜挎的吉他比他还要高。他手里拿着一个用小学生的练习本写就的歌本，老练的请求我们点歌。他眼睛很大，但却像少了少年的那种天真之气。我问他几岁了。他说六岁。再问他点一支歌多少钱。他用生意人惯用的口气告诉我，一支四元，但如果点三支的话，只收十元钱。我说，那就点三支。第一首歌是《三个老婆》，歌词是什么“三个老婆不嫌多”“老婆多了有人疼”之类，甚至形象地给三个老婆所司其职做了分工，什么做饭的、捏脚的、陪睡觉的。他这一唱，大家的心一下子沉下来了。在这个鲁镇少年身上，我看不到少年闰土身上的天真、朝气和童趣，反而感觉相遇的是成年的闰土，那个被沉重生活压迫得几近麻木的闰土。没等他唱另外两首歌，我们便付了他十元钱，打发他走了。他挎着吉他离去的背影有些摇晃，倒像那吉他是一头蛮力十足的怪兽，死死地拖着他走，在黑夜里把这卖唱的少年的瘦小身形拖得支离破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