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在唐晚期生活，是个风流才子。下面是杜牧的狂傲与轻慢，和小编一起来看一下吧。
与李商隐齐名的杜牧，官宦世家，自称“家住城南杜曲旁，两枝仙桂一时芳”;两枝仙桂可能是暗喻其宰相祖父和26岁中了进士的杜牧本人。无奈寺院僧人不知杜牧何方神仙，弄得杜子极其扫兴，悻悻然题诗如斯：“老僧都未知名姓，始觉空门气味长”。狂傲得很。杜子仕途，无多坎坷，因此笔下也没什么沧桑感。一生诗赋，两大主题;一是感慨江山，一是唏嘘女人。别看杜子下笔狂傲，骨子里却是以无知填底的。既不懂天下兴亡之奥义，又茫然于女人之辛酸。
杜子最有名的感叹兴亡之作，无疑是《阿房宫赋》。此赋居高临下，文采飞扬，端的是将亭台楼阁尽收眼底。其实，不过是抨击“秦爱纷奢”的政治正确文章。按照杜子的观点，秦皇是因为纷奢才导致了如此下场：“独夫之心，日益骄固。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最后，得出结论如斯：“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有道是：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秦亡的原因，纷奢只占很小的比重。倘若能够假设秦皇只要不纷奢就可以千秋万代，那也太搞笑了。所谓纷奢者，用今人今语言之，腐败也。若要考察秦亡原因，制度造成的独裁比纷奢更重要;更为深层的原因，当然是支撑秦制和暴政的商鞅军国主义以及韩非、李斯的权术帝王术。当然，非要杜牧明白这类道理，不免有苛求之嫌。想要指出的只是，杜牧的不暇自哀之说，是相当肤浅的。就算此说意在劝谏当朝皇帝，也是站不住脚的。晚唐的政治危机主要在于，王室相残，宦官弄权。顺宗猝死，宪宗遇害，都与此有关。这类权斗，通常为王朝政治在所难免;与当朝风气的纷奢与否，关系不大。但诗人也罢，后世的清流也罢，都喜欢做道德文章，将王朝衰败归结于道德风尚如何败坏。一如后世寅恪先生认为唐朝重文才的科举之盛，“极于德宗之世。德宗本为崇奖文词之君主，自贞元以后，尤欲以文治粉饰苟安之政局。”而这，刚好就是杜牧在《感怀诗》中所说的：“至于贞元末，风流恣绮靡。”杜牧《感怀诗》从唐初说起，总结唐朝政治的经验教训所在，其大致见解，与《阿房宫赋》如出一辙。这类赋，这类感怀，说得好听点是伤史忧时，说得难听点就是说说风凉话而已。这就好比看着邻家败落，然后幽幽然地告诉世人，这都是这家人自找的，怨不得别人。
一般说来，大凡王朝盛世都会因为繁华而导致所谓的纷奢，或者说风流绮靡。这与其说是政治败象，不如说是经济文化兴盛的标记所在。唐朝有开元、天宝年间的盛世气象，西方有古罗马的繁华似锦，又有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城邦景观;现代西方更是有十八世纪的巴黎，二十世纪的纽约。这都不是耻辱的象征，而是光荣和梦想的历史地标。政治理当在政治层面上谈论，而不能动辄归结为道德因素。在道德层面上考究政治乃中国儒家哲学的历史文化盲点。杜牧未能免俗。再说了，杜牧在谴责绮靡的同时，自己也活得绮靡得很。
盛唐诗家杜甫虽然也持同样的政治正确立场，但从来不把政治和女人混为一谈。杜牧的俗气在于，就是喜欢在谈论政治的时候，掺入女人元素。或者是遐想式的，或者是评议式的，甚至意淫状的。《赤壁》属于第一类，遐想。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凭吊三国赤壁，竟然以深锁二乔作结。真不知杜子遐想历史遐想到哪里去了。更让人不以为然的是，从这首凭吊历史的诗作中，看不出诗人有什么不同凡响的史论史见。同为晚唐诗家，皮日休的《汴河怀古(其二)》，就有自己的见解在其中：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不管世人是否认同，皮日休不以成败论隋炀帝，并且肯定其开通大运河之功，史见史识颇有不随波逐流的卓尔不群气度。杜牧一身官气，老三老四的指点江山，非但说不出什么像样的见识，而且动辄就从江山转到女人身上。《泊秦淮》当属第二类：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要说到亡国的责任，就算皇帝不承担，也轮不到商女来担当，那么众多的大臣士子更不用说军官武夫，养着干嘛的呀?当然，更无耻的是后世众多的权男传诵者，仿佛亡国都是女人的过错，跟权力男人毫无关系。世人从这首诗里学会了在国家存亡关头如何取笑女人的本事，从而养成把亡国罪责推诿给女人的恶习。红颜祸国，商女不知亡国恨，云云。就像粗鄙的村夫在外面吃了瘪，回家使劲揍老婆。权男杜牧在这首诗中的嘴脸，与村夫的粗鄙，半斤八两。杜子的《过华清宫绝句》，似乎属于第三类：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