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味儿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里都是特别的，独有的，没法儿复制的。独一份儿，这才是一个作家最棒的、最有价值，甚至永恒价值的地方。
老舍味儿不是哪一种或两种味儿。要是有人决心模仿他，学得一两种味儿，学得一两分像也许是可能的，可是要学到十分，学到惟妙惟肖不可能。因为这个味儿是由好多种味儿交汇在一个人身上的，非常难得，非常奇妙，绝对不可能重复。
地道的老北京味儿
读过老舍作品的人，头一个突出印象，往往都是那浓浓的北京味儿。这应该是构成老舍味儿多种元素当中首个重要成分，而且是一时都没有离开过老舍的特点。京腔京韵，北京的人、北京的情、北京的事、北京的景致、北京的风俗……合成一股说不清、道不明，却又实实在在感觉得到的令人陶醉的北京味儿，它和悠远深广的中华文化大动脉相通，无比珍贵。
在老舍所有的京味儿作品里，最能代表老舍，最有老舍特点的应该是那种老北京味儿。
老北京，是他最熟悉的生活，最主要的写作题材，最钟情的世界，是他灵感的源泉。一写到老北京，他劲头就来了，激情就来了，灵感也来了，这时，地道的老北京味儿也就出来了。老北京的可亲可爱之处让老舍忘不了，那是化进他灵魂里的东西。不是老的北京他也写过，味儿就差多了。
不妨拿出大家熟知的两篇散文对比一下。
一篇是1936年在山东写的《想北平》。记忆里的老北京是他心灵的圣地。他说：“真愿成为诗人，把一切好听好看的字都浸在自己的心血里，像杜鹃似的啼出北平的俊伟。”“面向着积水滩，背后是城墙，坐在石头上看水中的小蝌蚪或叶上的蜻蜓，我可以快乐地坐一天，心中完全安适，无所求也无所怕，像小孩安睡在摇篮里。”他把对北平的思念写得如醉如痴，几乎落泪。连我们读着的人也忍不住要落泪呢!
《我热爱新北京》是1950年同题材的散文。他写了“下水道”“清洁”“灯和水”三个部分。他使劲把感情加了进去，然而却完全是篇理性的文章。它少了老舍特有的灵气和抒情的魅力，少了北京的独有的诗意和韵味，与《想北平》很难相比。
老舍1949年从美国回来以后，年龄大了，腿又有病，身份也不同了，他不可能像25年前一样，实实在在地融入普通百姓的生活里，写出来的尽管还是京腔京韵，那原来的味道就大大打了折扣。但是老北京还活在老舍的心里，《茶馆》和《正红旗下》就是证明。他写的是先前的事儿，老舍这才找回了老北京的原汁原味。
当然，老舍作品京味儿的最主要载体应该是语言。古都北京，它的方言本来就有很深的历史和文化积淀。老舍继承着曹)芹等前辈大师，用一生来提炼北京话，让它成为更有艺术性的文学语言，这是他了不起的一大贡献。打开老舍的书，不管哪一本，那语言先就给你送来了一股醇厚的京味儿，这大概是读者共同的感受。
与生俱来的穷人味儿
上世纪初，新文学刚刚起步，一些文学家不约而同地看上了人力车夫。在我手边就有胡适、徐志摩的诗，有鲁迅和郁达夫的小说。或出于人道精神，或出于“为人生”，或出于“浅薄的社会主义”(郁达夫语)，这些好心的作家都想写写受苦的劳动者。可是在城里住着的知识分子生活圈很窄，他们最容易接触到的劳动者大概就是人力车夫了。
徐志摩在《谁知道》里是这样写的：
我在深夜里坐着车回家，
一堆不相识的褴褛的他，使着劲儿拉……
左一个颠簸，右一个颠簸，
拉车的跨着他的蹒跚步。
郁达夫的小说《薄奠》这么说：“我不坐洋车则已，若坐洋车的时候，总爱和洋车夫谈闲话，想以我的言语来缓和他的劳动之苦。”
他们的确是同情着洋车夫，但都是自上而下地俯视着。鲁迅的《一件小事》与他们有所不同，是敬佩，是仰视着那位向前走去的车夫的越来越高大的背影。
值得注意的是这几位的写法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采取第一人称，是从作者的角度观察和描写洋车夫。为什么呢?我推测，这么写的一个好处，是可以躲开对车夫内心的直接描写，因为这些人心里细微的东西作者们恐怕把不准。
轮到老舍带着他的《骆驼祥子》登场了。老舍的胆子可大得出奇：一，要写就写长篇;二，写他一辈子的事;三，用第三人称，全知全能的视角;四，让祥子笨嘴拙舌，爱在心里琢磨事儿，这就需要大量的心理描写。
这几点，每一点都是挑战，但他写得极其成功。重要原因就在于他本身是在穷人圈里长大的，在许多地方他是借祥子吐自己的不平之气。所以，他对祥子，与其他几位大家不一样，他不是俯视，也不是仰视，他是平视。
我一向反对“出身论”，可是在老舍这儿，你真的不能不承认出身的重要。他的全部作品脱不开穷人的视角，当然就脱不开穷人味儿。
或隐或显的旗人味儿
我在北京上小学的时候，多次听到这样一个带着民族歧视的段子：
“你是哪族人?”“我是旗人。”“人家骑马你骑人?!”“我在旗。”(“在”是属于的意思。)“你再骑我打你!”
说这话时，已是20世纪40年代初，可见“驱逐鞑虏”留下的民族歧视之深入人心，旗人的地位一落千丈，原来的旗人家族一个个改了姓，尽量把出身藏起来。下层的旗人生活更惨，沦落到社会的底层，过着屈辱的日子。后来溥仪不争气，投降了日本，更让所有旗人抬不起头来。但就在老舍遮蔽了其旗人身份的很多作品里，还是有着不少旗人的东西。那些人物的名字、性情、命运和习惯，都与旗人这个根脉连着。祥子，没给他一个姓，正是来自旗人“对外示名不示姓”的习惯。祥子没有姓，这个悬念里，就含着不便说出的旗人的感情。
再看看《微神》，它的主人公原型是大善人刘寿绵的女儿，老舍的初恋情人，当然是旗人。刘姑娘的实际结局是父亲破产后，随母出家当了尼姑。在小说里，却把结局处理成沦为暗娼，这就反映了更广大旗人底层女性的命运。
到了《四世同堂》，老舍挑明了要写旗人，代表人物就是小文夫妇，清朝侯爷的后代。他俩和聚在他们家里学戏的男女老少，正是这一社会群体有声有色的写照。及至1961年末动笔的《正红旗下》，简直就是旗人社会最集中的全景了。
知道了老舍的出身，再来读他的作品时，我们就会常常从人物、环境、风俗、礼仪等等方面，感觉到旗人文化的味儿，尽管这个味儿常常是和汉文化融化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