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与《沙家浜》是关于汪曾祺的专著，试图依托真实可信的材料，结合文学界、史学界近年来相关研究成果，还原汪曾祺参与创作《沙家浜》等“样板戏”的事实真相。
1962年1月，摘掉右派帽子的汪曾祺，结束在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长达三年的“流放”生活，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回到北京，调任北京京剧团专职编剧。1963年冬，他与杨毓珉、肖甲、薛恩厚一起，参与改编沪剧《芦荡火种》为现代京剧，如同林斤澜所说：“由此揭开了他与样板戏、与江青十多年的恩怨与纠集，构成他一生写作中最奇异、最复杂、最微妙的特殊时期。”
从某个角度说来，所谓“八个样板戏”，首先是源于现代京剧《红灯记》和《沙家浜》，这两个戏都是由沪剧改编而成，并且，这两个沪剧本都是由江青看中，进而于1963年先后分别推荐给中国京剧院和北京京剧团的。在短短的半年多的时间里江青接连选中两个沪剧改编为现代京剧，直至后来立为“样板戏”，她很是动了一番脑筋的。首先，就剧种来说，沪剧仅流行于沪、江、浙一带，受众面远不及京剧那样宽广。其次，就题材而言，这两个戏都是歌颂中国共产党为推翻压迫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设独立、自由、民主、幸福的新中国，表现出惊天地、泣鬼神、前赴后继、顽强战斗、不怕流血牺牲的革命精神。第三、戏剧是面向广大民众的群众性艺术，这两个戏都具有情节曲折生动、人物性格鲜明、戏词明白晓畅、艺术手法新颖别致等特点，易于观众接受，便于广泛流传。第四、这是最重要的，两个戏所具备的极具战斗性的主题，呼应了毛泽东刚刚在北戴河会议上发出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江青有把握断定，把这两个戏抓好了，既肯定能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也定然能推动本人政治地位的上升，为她后来成为“文艺革命旗手”积累一笔重要的政治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