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3月，我们完成了第三次修改稿。大家觉得这一稿已经吸收了广大读者的意见，又参考专家的意见一一做了修改，可以说是定稿了。我们急忙给郭老寄去两本，一是表示我们的感谢，一是想听听他的意见。郭老于3月20日回信：
谢谢你们给了我两册《毛主席诗词注释》(第三稿)。所收入的“一从大地起风雷”一诗的墨迹在我看，不会是主席写的，请你们仔细研究。
这时，在我们心中郭老已经不只是一位国家的领导人、一位大学者、大文学家，他已经是我们的一位师长、一位朋友。
回忆往事，这些请教、切磋，是那样地让我们快乐。在我们，可以说一切都在兴奋和期盼中轻松进行。可是，今天，当我了解了郭老在这一时期的遭遇时，设身处地想想郭老当时的心境，我才真正感到郭老给我们写信、回答我们问题的不易，他是在怎样的痛苦与折磨中满足我们的期盼啊!
据专家考证，正是在这期间，在短短的一年半不到的时间里，郭老曾先后失去两个儿子。郭民英，1967年是中央音乐学院小提琴专业学生，郭老与于立群的第四个孩子，因为将家里的盘式录音机带到班上，与同学一起欣赏古典音乐，结果犯了大忌：一是有炫耀资产阶段生活方式之嫌;二是宣扬“洋、名、古”与党的文艺方针、教育方针不符。试想想，在那时，欣赏古典音乐，与时潮该是多么格格不入啊!于是中央音乐学院的“青年学生”给中央写信了。“青年学生”要求彻底清除师生中十分严重的崇洋思想，把教材中、舞台上的帝王将相、公爵、小姐统统赶走，换上工农兵。毛泽东在中办秘书室编印的《群众反映》上读到这封信的摘要，随即给当时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写了一个批示：“此件请一阅，信是写得好的，问题是应该解决的。但应采取征求群众意见的方法，在教师、学生中先行讨论，收集意见。”毛泽东在署名之后又加写两行字：“古为中用，洋为中用”，“此信表示一派人意见，可能有许多人不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