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批语不见得是针对某一个青年学生的，但伟大领袖一句话所产生的巨大政治作用是可想而知的。面对“炫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大帽子，面对热衷“封资修”的指责，只有24岁的郭民英极为痛苦，竟至得了忧郁症。他黯然神伤地离开了中央音乐学院。郭老劝他转到其它大学读书，“即便从一年级开始也可以”，他对所学专业不感兴趣，不愿去读。后来总算参了军，在部队发挥了音乐才能而成为中共预备党员，但最终还是在1967年4月12日自杀身亡，没有留下任何相关文字。
而我们的第一封信是1967年6月2日写的，郭老6月13日回的信，这距郭民英的死仅仅只有两个月。对于一个父亲，24岁儿子的死该是多么沉重的打击啊!这两个月该是多么沉重的两个月!再想一想，对于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在那个年代，亲生儿子自杀，又是多么严重的事情!可以想见，郭老给我们复信的每一个字是在怎样一个痛苦的心情下写出的。
而在郭老给我们写最后一封信的时候，则面临着他的又一个儿子——郭世英的横死。
1962年郭世英考入北大哲学系。他是一个敏感的忧国忧民的青年。他的同学对他出身名门、生活优裕仍然心情郁闷，十分不解。郭世英回答说：人并非全部追求物质。他和几个中学好友组织了一个“X诗社”，经常一起讨论时局，议论大事。后来有人回忆道：“他极其真诚，可以为思想而失眠、而发狂、而不要命。那些日子里，在宿舍熄灯之后，我常常在盥洗室里听他用低沉的嗓音倾吐他的苦闷。现行政治、现行教育的各种弊端，修正主义是否全无真理，共产主义是否乌托邦，凡此各种问题都仿佛对他性命攸关，令他寝食不安。”
后来，X诗社被告发。郭世英还没读完大学的第一学年，就被下放到河南西华农场劳动。而另外几个人全以“反动学生”定罪，判了刑。据说对郭的“从轻发落”是周恩来表示了意见。但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1968年3月，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一个群众组织绑架了郭世英。他们私设公堂，刑讯逼供，并追究“是谁包庇了反动学生郭世英”。郭沫若当时虽然还是副委员长，但他无权过问此案的审理判决，何况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啊!可以看出，绑架者的目的已经不在一个青年学生身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