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诗作行文，《木兰诗》描绘战争场面不过寥寥数语，全篇重点篇幅放在了诗歌的首尾两段，即离家与归家的内容上，开篇白描织布女子对窗叹息，收尾细绘木兰 “对镜贴花黄”，都是情趣盎然的闺阁笔墨，字里行间犹在夸赞木兰之淑静、贤德。木兰万里赴戎机，为国奋战的所作所为其目的在于尽孝，而自韦元甫将“忠孝两不渝”的褒扬颁给木兰之后，这一高度评价更是屡见于后世，木兰俨然成为了一个高度理想化的女性形象，集贤淑端庄与忠孝勇敢于一身。
再观电影史，抗日战争时期，周贻白改编的话剧《木兰》突出表现了反对侵略战争的民族思想，首次赋予了木兰形象新的爱国精神。同样，1928年民新影片公司电影《木兰从军》中径直喊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忠孝”主题演变为一个丧权辱国的时代里救亡图存的呐喊。而1939年欧阳予倩编剧、卜万苍导演、陈云裳主演的电影《花木兰》，则将爱国精神与家庭、个人，甚至爱情相对立，完成了从“为家尽孝”到“为国尽忠”的置换，从而成就了一部反响巨大的抗战影片;1956年，陈公约、王景中改编，常香玉主演的豫剧《花木兰》则完全摈弃了男女情爱线索，直力书写爱国情怀，似与那个宣扬“铁姑娘”、号召“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时代氛围不谋而合，爱国主义的时代主旋律得到了极大彰显。正如王永宽所说，“现代戏曲更加明确地把木兰从军的故事置于抵抗外族入侵的历史背景之中，突出了木兰参战的崇高责任感，深化了原作主题，升华了木兰的思想境界。”
“忠孝两不渝”，正是这句诗昭示了木兰故事的传统内涵。乔装从军，似乎已经犯下欺君大罪的木兰何以通过了封建道德秩序严酷的审查，甚至成为一种为主流价值观所褒扬的楷模呢？究其原因，大略不出于此。木兰传奇内在的支撑逻辑是儒教的忠孝主题，其传奇是在女扮男装之后的“男性”身份中完成的，木兰的结局仍然是恢复其女性真实面目，做一个深闺纺织的孝女――南北朝之后木兰传奇的演化套路也正说明强化了这一点。为了树立木兰机敏果敢的孝女形象，其历史叙述已经消除了故事自身可能蕴含的异质性。木兰代父从军的行为没有真正冒犯社会体制，反而在“忠孝”的叙事动机下，足以被描绘成一个合乎人情法度，甚至荣获褒扬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