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诗论家十分重视诗歌的情景交融、心物交感，实际上就是强调情感的形象化。明代谢榛《四溟诗话》卷三说：“作诗本乎情景，孤不自成，两不相背。”“夫情、景有异同，模写有难易，诗有二要，莫切于斯者。观则同外，感则异于内，当自用其力，使内外如一，出入此心而无间也。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合而为诗，以数言而统万形，元气浑成，其浩无涯矣。”他既把景作为与情齐等的诗之本，又把景作为诗的表情媒体，使情这一“诗之胚”能在此媒体中发育成长，发扬光大，形成“元气浑成，其浩无涯”的空灵意境对于心物情景的审美关系，早在《诗经》作品中就有几处较为明确自觉的理论自白。
《卫风·木瓜》全诗三章，每章前两句不是客观地述写投报往还的物物交换，也不是描绘一场投与报的游戏，作者径直说出了木瓜、琼瑶等外物的投报，是“永以为好”的意象表达，也等于说木瓜、琼瑶等物品，投注着“永以为好”双方的情感，成为传递情感的媒介和意象。《召南·甘棠》“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剪勿败，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说。”郑玄《笺》云：“召伯听男女之讼，不重烦劳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听断焉。国人被其德，说其化，思其人，敬其树。”郑氏所言此诗的故事不免带有几分附会和传奇色彩，但“思其人，敬其树”大致符合诗义。此诗虽吟咏甘棠，实为歌赞召伯。诗中点出了甘棠树旁曾是召伯歇息的地方，召伯不在，物是人非，人们将对召伯的一腔深情化为对甘棠小树“勿剪勿伐”“勿剪勿败”“勿剪勿拜”的悉心爱护，于是甘棠树成了召伯的化身，成了思念之情与敬爱之情的寄托。作者歌咏召伯并不径直颂其功德，而主要咏与人有关的小树和公众对小树的珍惜和爱护，说明他已深深懂得以物象征，以物寓情的艺术法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