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退隐瓢泉时认识的深刻
十年带湖闲居之后，辛弃疾终于如愿以偿，重新出山。但重返官场的时光依旧那么短暂。辛弃疾拖着疲惫的身躯不得不再次退隐，来到瓢泉。经过又一次的打击，辛弃疾那种报国热情平和了很多。儒家穷则独善、箪瓢自乐的观念已无法抚平其心灵的创伤，失去了希望的辛弃疾此时更多杂糅了一些道家泯是非、等贵贱、一死生的思想观念。在这一时期，辛弃疾对心中理想楷模陶渊明的认识也深刻多了。且看他在瓢泉时期涉及陶渊明的词句：“须信采菊东篱，高情千载，只有陶彭泽。”(《念奴娇·重九席上》);“一见萧然音韵古，想东篱、醉卧参差是。”(《贺新郎·鸟倦飞还矣》);“想渊明，《停云》诗就，此时风味，江东沉酣。求名者，岂识浊醪妙理。”(《贺新郎·甚矣吾衰矣》)。词中陶渊明形象与带湖时相比发生了极大变化，他此时认同的陶渊明并非抛弃名利之追逐、归耕田园之行为本身，而是行为背后的率性而为、顺应自然的思想境界。于是他写道：“往昔曾论，渊明胜似卧龙些。算从来，人生行乐，休更说，日饮亡何。”(《玉蝴蝶·贵贱偶然》)再也不是饮酒种菊之卧龙，代之以“岁晚凄其无诸葛，惟有黄花入手”。(《贺新郎》)从这一系列改变中可以得知，历经短暂复出之后，重又隐居瓢泉的辛弃疾再也不复当年之意气风发，在此次重出中他终于领悟到南宋朝廷政治派系斗争奥妙之所在，于是支持他奋斗半生的精神支柱突然倒塌，从此心灰意冷，不得不借助老庄来掩饰内心之悲怆，为平复内心之悲痛，他将眼光放向前贤，对处于同样境遇的陶渊明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从这位异代知己身上寻找一种精神，从而更为坚强的活下去。
确实，瓢泉之辛弃疾与辞彭泽令之后的陶渊明心态和处境极为相似。两人之前都于隐与仕之间徘徊，而此时终于下定决心，不再过问功名事，从此隐居度余生。他们的理想皆已破灭，对前景心灰意冷。如此相同的情形，也就难怪辛弃疾有如此浓厚的陶渊明情结了。他此时将陶渊明的两大精神支柱———安贫乐道和崇尚自然，纳为己用，调节了他人生观中进与退的冲突，缓和了他面对理想和现实的矛盾，这也正是他这一时期词作风格由豪迈转为平淡自然的原因所在。
辛弃疾对陶渊明思想的领悟是比较深刻的，词风也深受陶渊明田园诗风的影响。但辛弃疾毕竟不同于陶渊明，陶渊明的真隐境界，辛弃疾并没有完全达到。陶渊明归隐之后，是将自己完全融入淳朴的田园生活之中，乐于躬耕，亲近农民，安于贫困，放弃任何入仕机会。据载，朋友檀道济做江州刺史去看望陶渊明，劝他在刘宋朝内做官时，陶渊明尽管常吃不饱饭，已饿得几天起不来床，也还是把檀道济送的粮、肉等扔出屋去。所以陶渊明安于田园是纯粹的，不带任何杂念的。正因如此，他才写出了反映田园生活的名篇佳作。因为亲自参与田园生活，亲历农村凋敝、民生疾苦的现实，所以，诗中不时展现田园生活的宁静中所包含的寒馁、辛劳以及遭受租税剥削的痛苦，这也成为后来田园诗人笔下屡见不鲜的主题。辛弃疾的归隐表面看也是真心，但从辛弃疾自身来讲，如果真有召他重返仕途报效国家之机，他将会义无反顾，离开山野。所以他的退隐并不纯粹，这和陶渊明的真隐是不同的。再有，辛弃疾的田园词作没有真正反映田园生活的辛劳，他只是田园生活的旁观者，与实际田园还保持一定距离。陶渊明“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辛弃疾却能建豪华住宅;陶渊明“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辛弃疾却“夜来依旧管弦声”、“两行红袖争扶。”这就使辛弃疾缺少陶渊明作为一个农民的艰辛与快乐，其审美情趣也因此带有较多的士大夫文人气息。这在很大程度上形成辛弃疾田园词的现有面貌：清新欢快，色调明朗，带有浓郁的牧歌情调。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辛弃疾虽然与陶渊明的思想、创作有相异之处，但依然有着浓郁的陶渊明情结。他深受陶渊明思想品格、生活情趣等影响。同时以自己独特的人格魅力丰富和发展了陶渊明，在作品中塑造了一个全新的陶渊明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