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两篇作品确切写作时间不明，施蛰存的小说创作是否直接或间接受到戴望舒诗歌的影响已无从考证，但这两篇作品之间确实构成了一种“互文”：“它们在原则上有意识地互相孕育，互相滋养，互相影响;同时又从来不是单纯而又简单的相互复制或全盘接受”;作为好友的施蛰存与戴望舒无疑分享着许多共同的经验和记忆，“摸索并表达这些记忆，通过一系列的复述、追忆和重写将它们记载在文本中，这种工作造就了互文”。
三
作为《现代》杂志创刊号首篇的穆时英的小说《公墓》，向来被视作穆时英创作风格转变的标志性作品，这篇小说对戴望舒《雨巷》的吸收和转换非常明显。小说开头用“这儿有……，这儿没有……，没有……”的句式，同样营造一个与外在隔离的静谧安然的空间。在这里与“我”相遇的玲姑娘几乎就是“雨巷”中“丁香姑娘”的化身：“只记得她给我的印象是矛盾的集合体，有时是结着轻愁的丁香，有时是愉快的，在明朗的太阳底下嘻嘻地笑着的白鸽”;“她叫我想起山中透明的小溪，黄昏的薄雾，戴望舒先生的‘雨巷’，蒙着梅雨的面网的电气广告”。除了《雨巷》中的意象外，小说中“矛盾的集合体”、“怀乡病的笑”都可以从戴望舒的诗歌寻得源头。文中处于“Spring Fever”中的“我”所发出“我是无轨列车，我要大声的嚷，我要跑，我要飞，力和热充满我的身子，我是伟大的”之类的呼喊，也顺手带出了作为后起之秀的穆时英对于“现代派”历史的追怀和靠拢。
在简单明晰的情节发展中，仍有一位“戴着白的法兰西帽，骑在马上踱着过来，她的笑劲儿里边有地中海旁葡萄园的香味”的法国姑娘掠过，“她是亲热的”，与“紫色的玲姑娘”形成补充和对照，但她显然不是“我”的梦中人，“我便在马腿上打了一鞭，那马就跑去了”。只有在相对封闭而梦幻的“雨巷”中， “丁香姑娘”的美与价值才能充分体现出来，穆时英在小说中对此补充说：“姑娘们应当放在适宜的背景里，要是玲姑娘存在在直线的建筑里边，存在在银红的，黑和白配合着的强烈颜色的衣服里边，存在在爵士乐和neon light里面，她会丧失她那种结着淡淡的哀愁的风姿的”。《公墓》中反复出现戴望舒的“丁香”意象，同时，小说文体的铺展也使“我”跟“丁香姑娘”有更多的接触，甚至进入她的居所，将“一册戴望舒先生的诗集，一束紫丁香，和一颗痛苦着的心”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她，“她把我送她的那本《我的记忆》放到书架上”。然而，正如《雨巷》中梦的飘然而逝、希望的无法实现一样，玲姑娘最终因病去世，葬在了他们相遇的公墓中。《公墓》对戴望舒诗歌的致敬与呼应，正表明了转变中的穆时英对“现代派”的皈依，他不仅是作为作者或被发掘的新人而存在于他们之中，同时也在文本、趣味和情感上不断地与整个“现代派”建立起深深的联结。同时，《现代》杂志编辑施蛰存对这篇小说发表位置的安排也在某种程度上默认和推动这种联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