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大门的边框和墙面雪白雪白的，肃穆、森然。墙上两挂玻璃方灯像一双守护的眼睛。大门右边的墙上嵌着一块老旧的石碑，正中镌刻着“備殮室”三个繁体字，右边和左边的小字分别是：“民国二十五年”和“上海殡仪馆捐建”。
满屋子的凉气，满眼一排排编了号的存放遗体的铁格子。
老人拉开编号“18”的格子，指导我们将裹着的母亲从推车上挪到专用的躺垫上，然后缓缓送入铁门，接着，最后，关上铁门。
“鞠三个躬吧。”看我们依依不舍的样子，老人在边上轻声说。
迈出大门的时候，我们身后又传来老人诚挚的声音：“一个好数字。”
第二天正好有课，自然是没法去上了。一大早，我就给两个班级的班长发了短信。学生们一定会理解我的，除此，你还期望什么呢？ 至今令我想不明白的是，我首先收到的两条短信不是来自班长，而是两个当时我并没有什么交往的学生。
白净、修长的小为写道：“老师节哀！您说过的，不断适应变化才是成长。愿您一切安好。”这是第一条安慰我的短信，用了我自己讲过的话。对呀，我是讲过类似这样的话，而且不止一次。我有点激动起来。
紧接着，是静默、低调的彦瑁的文字：“老师上次给我的话很受用。刚听到，老师可能有十分悲痛的事情发生，也不知是否真实。这里我也送老师一句话：‘生和死其实是一样的，死就是生的一部分。’”。
眼泪情不白禁地流了下来。我想起来了——那次她向我解释晚交作业的原因是一位“老友”的意外“离去”时，我也是这么说的。我说：“不要太难受。适应变动不居的生活状态，是一个人成熟的标志。”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在这伤心的时刻，是如此年轻的学生们给了我心灵的慰藉，我有点惭愧。我马上回复她：“就某种意义上说，师生也是相对的。”这完全是肺腑之语。这会儿，我就是一个可怜的、要“大人”引领和指教的“孩子”。 母亲逝于清明节的当天，这一定是上苍的安排。
后面几日的天气一直都很晴朗。